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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艺，不用学，从来都不会痒，就是有一些痛。
天何言哉
地方够大，物产丰富，方可称地大物博，才算是一个好地方。地若不大，地上的林子也大不到哪里去，最起码鸟的品种就不够丰富。
光有傻大的地，也不行，地球上有些个地方，大到只剩下地，没有林子，没有鸟，有几个鸟也是那不爱生蛋的，建筑面积大，实用面积小，住在那里和到了那里的人，还是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即便是地大、林子大、鸟多鸟也大，人的胆子也够大，终究还得看天。天不在大，看的是物产是否丰富，比如阳光、雨露，也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人穷志短，天一穷，底下的土地自然不长。看天吃饭，就是这个意思。从前我们一直都相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地上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原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即使信这个的人不多了，但若要给地上的大部分东西都贴上一个标签，也应如某些国产皮具，在Made in China的同时特别注明Design in Italy，我的意思是，原产地即便是地球，至少也应标明“在天上设计”。
地方够大，地上天上的物产都够丰富，才能称得上好玩，更适合游戏的人类居住。有一些地方，地上物产太多，天上物产太少。广州和北京，前者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年四季少而单调，就连树叶也不肯多掉几片。就单一品种而言，广州的雨量要比北京丰沛，却输在品种单一，雪是长年缺货，风的供应也不稳定（ 季节性台风除外 ）。以风花雪月论，广州独沽一味，多的只有地里长出来的花。月则一样有阴晴圆缺，不好说，虽然月饼要比北京的好吃，天上不落黄沙当然也很好，但整体的丰富性还是略输北京一筹，不好玩。约翰·列侬说，头上只有天空——世界上最赞同并且最有资格表示赞同的，舍广州人其谁？
然而天上掉下来的东西都得是天生的才好。鸟屎、炸弹二选一，没人会要后者。酸雨、空降兵、从飞机上扔到地面的炸弹以及飞机本身，和经常砸死人的铝窗、广告牌一样，法律上都属于高空掷物，都有罪。就算掉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真的馅饼，其实和掉到贾府里的林妹妹一样，早晚都是个祸害。除牛顿的苹果，从天而降的天生之物未必包括我们的正确思想，却能滋养我们的身体；从天而降的非自然之物非但毁我肉身，而且扰乱我们的思想。《 上帝也疯狂 》里从飞机上扔下的那个可乐罐，就在非洲土著部落内部引发了一场内乱，以致不得不派专人把它弄到“世界尽头”丢掉。林黛玉不是可乐罐，她一辈子都捧着药罐，但也不是病死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就摔死了。最起码在越剧里情况就是这样。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人若真的很想听天说话，从天而降的东西就是了，当然我们都希望天能多说好话，像风像雨又像雪以及打在你脸上的阳光之类，若砸在头上或打在脸上的不是这些，人又不肯认账，那就是天在讲粗口了。
我的天。
数字人生（1）
古代的阿拉伯哲人说：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
看看今天的金字塔（ 包括内部和外部 ），除了当地的导游，任何人都会把古代阿拉伯人的这句名言修正为“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金字塔怕人，而人、金字塔以及时间，统统都怕数学”。
怕数学，是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经不起算计。准确地说，人、金字塔以及时间，怕的并不是那句阿拉伯格言，而是阿拉伯数字。
一直相信，动物活得比人快乐。就算是生得再卑微、死得再悲哀的，就算是一生下就注定要被人养肥吃掉的，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朝生暮死，也比养尊处优，天天吃动物并且长命百岁的人要活得幸福。理由只有一个：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终究难逃一死——当然，这也很可能只是一种“子非鱼”式的单方面看法。
基因技术在一个人刚出生时就可以准确计算出他的寿命，我们之所以反对这样做，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目的无非是让我们活得更快乐一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希望中去。否则，人生就会像一部预知结局的侦探小说那样乏味（ 尽管未能计算的人生充其量也就是一部未知结局的侦探小说而已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哲学和文学含量，所谓忧患，大体上来自于数学。
科学家皮埃尔·皮卡6年前在一个人口为7000人的亚马逊河沿岸的南美印第安部族里发现，1至4组成了这个部族的成员所能拥有的全部算术词汇。换言之，他们没有词语能够准确表示大于4的数量。对于超过4、5、6、7或以上的物品（ 例如豆子 ），就用“一把”来表示。而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彼得·戈登在一个200人的巴西部落发现，该部族掌握的数学语汇只有1和2，并且证明他们无法处理大于3的数字。当数字大于2时，他们就说“许多”。
论文明程度，以上两个部族肯定比我们落后，因为他们连自己的部族有多少人也不如我们清楚，最起码，他们只会说“一把”，而广东人却能说出“大把”。至于他们是否比我们活得更幸福，我也不好乱加猜测，但至少不会承受和我们一样大的压力，至少从来就不知道哪种压力来自“三从四德”，也尚未晓得哪种不幸又来自于“朝九晚五”。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百万富翁”、所谓“千万豪宅”，不过是“一把富翁”或“许多豪宅”而已。虽不至于视之若粪土，但语感和态度上，均已相当接近于我们文明人所讲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油价换算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
事实上，当“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被数字化为三围数字，当一个人的成败荣辱被数字化为短信票数，当一切都被数字化为计算器里的1和0，艺术的人生观和道学的人生观于是皆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数学的人生观。
当然，诚如钱先生所言，无论是何种人生观，“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欲在数字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观，加减乘除之外，关键在于对换算的个人化灵活运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乎？爱情乎？自由乎？经过简单的换算过程，七上八下，四舍五入，得数一目了然。
数字人生（2）
尽管大部分人的精神境界不可能达到裴多菲的高度，不过就技术而言、也就是对于换算的运用方面，却丝毫也不逊色。例如，油价一涨再涨，大排量机动车的车主们的心也一痛再痛。努力开源的同时，节流的冲动更是油然而生。于是，就需要运用换算技术来说服自己，为自己建立与时俱进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同样体现出丰富的个性化色彩。
例如，有一爱喝啤酒的朋友，平时开一辆“大切”，酒过三巡，掏出车钥匙准备离席上路之前，每每无限感慨地表示：“油价涨成这样，从这儿开回家，相当于一路都还在喝着啤酒。”
另一爱喝咖啡的“大切”车主爱说的是：“踩一脚油门，等于喝了一杯咖啡。”
最郁闷的是上海一位开“悍马”的：“开‘悍马’，不超车就没意思了；你不超人反被别人超你，甚至被Polo超、被奥拓超，简直是奇耻大辱，干脆步行算了。不管在技术上还是伦理上，一辆‘悍马’可以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见车就超——问题是，每超一辆车，我就得多花10块钱。”
以上分别是爱啤酒、爱咖啡以及爱面子车主在油价高企之下的换算方法。同理，对于另一些爱洗脚或者爱洗头的车主们来说，换算方法相信也各有不同。至于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换算，发生在法国皇室。大革命前夕，在巴黎民众对皇室之荒淫无道的种种妖魔化传闻当中，有一项路易十六与妖姬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的“真情对话”（ 也跟交通工具和个人爱好有关 ）：
国王：“这些年你在香水上花掉的钱，足够为法国买一艘军舰！”
皇后：“陛下这些年在我身上用掉的精液，足够让这艘军舰浮起来！”
每天给猪10块钱
大部分从小就怕上数学课的低等形象思维族，可能从小就会有和我一样的偏见，即以数字和数学符号拼凑出来的世界既不真实且又乏味。就算是文学含量较高的应用题——贫农李大爷一家辛苦耕耘，秋后收了5斗米，却被万恶的地主收去了5斗，问李大爷一家最后还剩下了几斗米——在1970年，对于一个既没有见过地主也没有见过贫农更不知种地为何物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来说，依然是一个高度抽象或重度超现实的假象世界。
居然连数学家德福林（ Keith Delvin ）对此也深表赞同，他说：“数字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数字态度是某种程度的敬畏，好像它们比文字更加可靠似的，这个信念大错特错。”
专业人士的赞同若能令上述外行的偏见听起来还有一些可靠的话，在前面提到的以三种不同方法进行油价换算的车主中，比较正确（ 或比较人文 ）的显然是爱喝啤酒及爱喝咖啡的两位，上海的“悍马”车主因把活色生香的事物一概数字化为“每超一辆车就得多花10块钱”，遂因出自“对数字的敬畏”并且相信“它们比文字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