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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知识竞赛（2）
“《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第三章？”
“恭喜你——答对了！你真棒！你是真的上流社会，你全家都是，你拯救了上流社会，你拯救了想象的共同体！”
房新树小贴子旧
男人喝多了，往往一把揪住对方，千百次地追问“是不是朋友”；上网上High了，也爱把对方一把揪住，翻来覆去地问“是不是贵族”。都是身份和关系的确认以及相关的焦虑。此事有天涯社区著名的“贵族”帖为证。这个以互相追问对方是不是贵族为主题的长命帖，从年初红到年尾，据说要7小时才能通读。近经主流媒体的报道，其“史上最强，此帖独尊”的江湖地位终得确立，旧事也成为新闻。
旧帖变新闻，系因帖子在话题上的陈旧，正是这种陈旧保证了它永远都会是新闻。“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难道不就是有清一代口传形式的“贵族帖”？其后天翻地覆，摧枯拉朽，直到“文革”初期，经过不断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内务府和非内务府的一切贵族都已彻底消灭，轮到革命小将挺身而出大比出身，房和树也置换为军装的颜色和款式。革命小将歇菜之后，去年在台北有女将“上流美”语录流出市面，如“上流社会咖灰（ 啡 ）不用这么大的杯子”、“上餐馆不点牛排都是初（ 吃 ）羊排”以及“偶就是很喜欢买衣湖（ 服 ），用每天一条的时间来穿都穿不完，真是伤脑筋”等等。这次也不例外，以“北纬周公子”和“易烨卿”为控辩双方，一干人对“贵族生活”以及“上流社会”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以及认真的身份验证。
这场大戏的戏肉，凸显于身份验证的若干项目，如钞票、穿戴、吃喝、宠物、移动方式以及文娱活动等。然而说是戏肉，无非也是腌肉，因历史上每一次类似的大戏里暴露的也都是类似部位的肉。唯一“了有新意”之处，在争论的逻辑结构，即中间老套，两头出新。“贵族帖”的起因和结论，都是“贵族该不该歧视穷人”。通过对“易烨卿”的反复盘查，“周公子”得出其“不是贵族”的结论，日常起居方式外，主要系因“真贵族从不歧视穷人”。按此思路和虚拟陪审团的一致意见，《 南方周末 》做出终审判决如下：“不尊重别人，也得不到别人尊重。”
从“偶们上流社会咖灰不用这么大的杯子”到“我们上流社会从不歧视任何穷人”，认识的飞跃，境界之提升，刮目相看。本来我相信中国已无贵族，尤其是看过谢晋在1989年导演的《 最后的贵族 》之后，倒不关剧情或片名的事。一个世纪以来，内忧外患，国难频仍，瘦了老贵，灭了永贵，一旦国之将国，富人大量涌现，“新贵”仍是一句高度含蓄的骂人话，“贵”而能“族”者，也是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别说是当年不招人待见的内务府，就连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了不到一百天的康家后人，也成了公认的“贵族”标本。有人急着寻根认祖，重修家谱，此法虽较为经济，然而既有找到唐宋八大家的机会，更有京师八大胡同之风险，好在两者的可信度都极低。不好使，就是急到割裂历史，罔顾审美规范，藐视经济规律，也得尊重一下生理规律不是？
贵族者，族也；上流社会者，社会也。此二者果真有之，除了能被公众娱乐以及对此始终保持正确态度之外（ 天涯版主对“贵族帖”的评论：“他们究竟是不是真贵族，大部分网友并不在意。关键是他俩都自称上流社会，而且论战胜得极其痛快。”在这一点上，周、易的表现皆堪称专业到位 ），唯一的识别标准不是别的，正是对“下流社会”的歧视。一个人有钱，只能被称为富人；当一个以上的富人同时进入了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状态，上流社会方才得以成立。歧视，没有商量的歧视，正是上流社会不变的纪律，它使“上流社会”成为像国族那样一个坚不可摧的“想象的共同体”，同时还确保了所谓贵族精神及贵族气质的成立，此二者，正是作为被歧视方的公众的永远不变之追求，这才是真正的史上最强。上流社会一旦放弃一贯的歧视，非但上流社会不复存在，下流社会也将瓦解，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此想象共同体的解体。上、下流社会的身份认同及连带的歧视和反歧视，都建立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互为欲望对象。齐泽克说：“正是在幻想的核心中，我们所遭遇的是同他者的欲望之间的关系，是与后者不透明性之间的关系：在幻想中上演的欲望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者的。”这种幻想的力量是如此官能性地强大，以至于“不得不定位‘我思故我在’这种强迫性神经病式的看法”。此意义上，《 一场虚拟世界的反歧视大战 》的主战场，实在是一个恰当得不能再恰当的空间，当然，更是一个强得不能再强的标题。
憎人富贵嫌人穷——这是粤语对人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结成想象共同体所必需的一个生物学基础，它的社会学表述就是“虚荣”，后者对社会的建设性远高于破坏性，诚如杰罗姆所言：“正是我们自身的错误和失败，而不是我们的优点和长处，才使我们和他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我们的美德各不相同，而愚蠢却大致一样……但在爱慕虚荣之类的缺点方面，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虚荣心就是这样一种自然天性，它使得整个世界亲如一家。”
洋 相
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一种共同的国民娱乐，即观看男女老外们表演当众出丑。每当有老外在电视节目里（ 电视台十分乐意邀请老外参与这类节目 ）表现出对以上两国风俗文化在观念上的无知，在行为上的笨拙时，本土观众就会宽宏大量地乐不可支起来。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日两国国民在欧洲就从不出丑。谈论国人在国外之种种“洋相”，同样也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娱乐活动之一。从李鸿章到留学生，从官员到商人，从晚清谴责小说到今之社会新闻，作为集体观看“老外出丑”的补充，走出去，请进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娱乐活动年中无休。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munity ）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创伤性体验，一部分是因为文明（ 或风俗 ）的冲突，例如刀叉和筷子、歌剧院和卡拉OK；另一部分则纯属个人习惯，例如随地吐痰，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大声喧哗，等等。前者不可避，后者或可追，但两者绝不可混为一谈，即把个人习惯及“人格”视同为“民族形象”或“国格”。除非是因公（ 例如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一个人不管到哪里都只代表他个人，每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品问题，不能被滥诊为类型化的忧郁症；胃口不好，不要假装是素食主义者。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之类，国内国外都算非礼，虽说是家丑不可外传，却终无一出国门就罪加一等之理，又不是关税。
钱穆先生在《 晚学盲言 》中多处论及“少数与多数”以及“群与孤”的关系。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商业文明滋生了基于“孤”的人生，中国的农耕文化则导致了以“群”为主的生活，然而，“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往者转重群”，故“中国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以鲁滨逊和伯夷为例，采薇首阳与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唯鲁滨逊乃遇不得已……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
西风东渐，钱先生质疑道：“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虽不知其立论根据何在，但是逆向操作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吾侪之新人生，那是将个人的“孤事”或“孤立事件”想方设法或者不假思索地扩大化，推而广之以“求有群”。近年来多起“有话说”的事件，莫不如是。挨了个别的骂，原因归结为“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个人在国外遭受个别的不公正待遇，扩展至“民族耻辱”，一场球赛之输赢，提升为国家之胜负，个人名誉受损，则把原本应属于个人的伤心放大成“伤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心”。
此种选择性极强的“集体主义”，实乃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变态形式，或曰由“无我之境”转入“有我之境”过程中的极度不适应。把属于个人的孤立事件无限放大推给集体，利用集体反集体，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个人一旦成功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同而不和”之境，不仅自己做成小人，而且还会因“随便起哄”而把集体变成集市，把团队变成团伙。
既有精神胜利法，就不无精神失败法。欲令种种“家丑”“片板不许下海”，首先得做好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工作，思想一时不通者，强制性集体恶补之外，尚有以下三法可供应急：
一、人在异国，欲行不得不非礼之事，可事先把自己伪装成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既自爱又爱国的女小朋友，游巴黎突遇内急，情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