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郁闷起来：怎么？就是这个人每天趴在自己身上？实在不能接受，随后就跟丫离婚了。加缪评论道：“人们不再理解世界，世界从我们的视野中间逃逸出去，又恢复成它自己。这种情况如同我们平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人，突然间变得如此陌生，就如同在电话亭里打电话的女人，我们听不见她的声音，却隔着窗玻璃看见她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禁不住会问她为什么活着。”
加缪的一女同胞后来搞过一场行为艺术，在巴黎街头的透明玻璃电话亭内打电话，并做出打电话时的各种姿势和表情，裸体。意在启发公众反思技术传媒的发达与私人空间的紧张关系。落实到操作上，所谓“技术传媒的发达与私人空间的紧张”就可以归纳为“言行不一致，声画不同步”。这种紧张关系一旦出现，事情可大可小。小到企业形象，个人品质，大到“不再理解世界，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活着？”
因此，基本上，接、听电话都是高度危险的事，口舌招尤，动辄得咎。操作不当，丢人现眼，事关人格和名节，君子慎独，君子慎打。加缪还说，荒诞会在每个街角“打”在我们脸上。动词上，荒诞袭击我们的动作和电话、阳光之类并无区别。
1876年2月，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声学的贝尔先生进行了首次电话试验，隔房数间，他在电话里对自己的助手说：“沃森先生，过来——我等你。”
这是人类说的第一句“电”话，英语，由一个英国人说给一个美国人听。若脱离彼时之“实验室语境”，亦不折不扣的废话一句。汉语之首次“插电”，则发生在###人之间。据刘善龄《 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 》说：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伦敦，恰逢贝尔发明电话。光绪三年九月初十（ 1877年10月16日 ），郭嵩焘应工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专门试用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在日记中称之为“声报机器”的劳什子。电话被安置在相距约十丈的楼上和楼下的两间房内，随从张德彝下楼，公使留在楼上，于是，在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标准现代化环境里，通话开始了：郭问在初（ 张德彝 ）：“你听闻乎？”曰：“听闻。”郭：“你知觉乎？”曰：“知觉。”郭：“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公使在当天日记里写下的试用报告还说：“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唯此数者分明。”
一个新用户向对方发出“你听闻乎？”之询问，合情合理，然而紧接着就问被叫方是否失去“知觉”，实在匪“夷”所思。很显然，对于西人的这项大胆假设，郭、张二人起码在通话语气上还是十分“小心求证”的，张之奉长官命而在电话里数数，想来也不会有许多年以后崔健的狂放。当然，不管是在初还是崔健，“一、二、三、四、五、六、七”和“沃森先生，过来——我等你”一样，依然还是废话。
打 错 了（3）
尽管（ 或由于 ）“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这些实验性通话或通话的实验性还是给后之电话语言风格留下了病根。早期“声报机器”技术上的话音品质问题正在让位于礼仪上的通话品质。电话礼仪这事，好像都是无师自通的，好像抄起电话就打。马季曾在《 打电话 》里对一约女友看歌剧《 刘三姐 》的男青年打电话时“废话过多”做过善意的嘲讽，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非礼行为至今犹忠贞地在“第十根电线杆子下面”长存抱柱之信。今年政协大会的小组讨论上马季委员发言说：“好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打电话 》是60年代初的作品，到现在人们还觉得有点现实意义。”
电话礼仪，除了说话要有礼貌，主要是少说或不说废话。我研究过各种文本、体例以及居心各异的电话礼仪，发现其各有侧重，但力戒废话是一致的。什么是非礼的电话？郭嵩焘和张德彝的领导有皇家风格的示范在先。据溥仪《 我的前半生 》供称，十五岁那年，在庄士敦的煽乎下，非要在养心殿安一个电话。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因担心皇帝被电话非礼（ “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外界随意打电话，岂不冒犯了天颜？” ）而以“祖制”相阻，但最终还是搞不过以“自由”相抗争的皇帝，便遂了他的心愿。翻开电话局送来的电话本，溥仪把第一通电话打到杨小楼家，还学京剧念白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对方问：“您是谁呵？”皇帝就立马挂机了。皇帝还用电话非礼过杂技演员徐狗子和东兴楼饭庄，冒充一什么宅子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当然，溥仪前半生也用电话办过一件实事，就是约见了白话文干将胡适，后者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把中文变得嗦起来的一种“白活文”。
CCTV去年6月曾经播出专门教授电话礼仪的节目，主讲者乃“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礼仪与公共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强调指出：“礼是尊重，从互相尊重的角度，通话时间宜短不宜长。电话打多长好呢？电话礼仪有一个规则，叫三分钟原则。长话短说，废话不说，没话别说。我们有同志打电话很寂寞，拿起话筒就跟你捉迷藏，喂，你猜我是谁啊？有自恋倾向……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浪费人家的生命，所以打电话一定要短。”
电话礼仪之方方面面，谈得都很到位，唯于“嗦”一项却未能免俗地不甚靠谱。为论证“短些短些再短些”，博导在开场白现身说法：“昨天我接了一个打错的电话，一个女孩子跟我讲，你这儿是保洁公司吗？我说是哪个保洁？宝贝的‘宝’，清洁的‘洁’？还是保卫的‘保’，清洁的‘洁’，是化妆品公司还是打扫卫生的公司？她说我找打扫卫生的那个公司，就是保持清洁的那个公司。我说你找它干吗？她说我找工作啊，我说我不是那个公司老板，你打错电话了。”
这通电话若是打到住宅，搁任何正常人那儿，都会直接挂断以“打错了”，有没有礼貌另说；若教授本人在学校外面还开着公司，除非真叫baojie或“保十洁”，否则，还是“打错了”，说文解字还是在线下玩较爽。至于“你找它干吗”之类，就有非礼之嫌了，和人家急着找工作的小姑娘比，倒显得教授自己是一个“很寂寞”的同志了。
族谱是不靠谱的
专业化的不靠谱之事，当今有三：看风水、做品牌、治疗不孕不育。因为此三种专家门诊给出的承诺，全部都发生在未来，区别只是几年、十年八年乃至下辈子。于此三大专业不靠谱之外，近来犹新增了编族谱一项，以Soho的方式专办几百上千年前的事，属于由阴处往阳里看的风水、逆向的品牌建设、倒推的治疗不孕不育。
因不肯起草即位诏书，朱棣诛方孝孺。朱棣问：“汝不顾九族乎？”孝孺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遂尽捕其族人及学生（ 只为凑足十族，燕王也有“十景病” ），当着他的面逐一杀戮。这是600多年前的事了。600年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已，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中国人家，到现在能像第五代或第六代导演那么脉络清晰地准确上溯至第五代或第六代者，已属非常不易，何况被一次过灭了血亲、姻亲乃至主要社会关系的老方家。
“便十族奈我何”除了大无畏的勇气，还透着远见之明。方孝孺殉难603周年纪念日，终于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方家的一支在方孝孺被诛十族时侥幸逃了出来，经过600多年后才有了我。”此人是来自合肥的22岁大学生，自称方孝孺第23代孙，证据是国家图书馆藏《 上海著姓望族 》之《 方何宗谱 》（ 以另一角度观之，此事既证实了方孝孺有远见，似也表明燕王的高度前瞻性，因其在下毒手之前根本没有理会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 ）。被一一考据出来的还有“唐宋八大家”后人甚至柳下惠后人，后者更是一猛子“由此上溯”到炎黄二老那儿去了。
专家意见不一，大多倾向于族谱并不靠谱。关于方孝孺后人一事，有明史专家说只凭借族谱这一个证明来断定自己为方孝孺的后裔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其他的旁证，况且族谱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个人则倾向于认为，在别人的家事面前，族谱和历史学家都不一定靠谱。“只凭族谱不足为据”有理，毕竟是就封闭的文本而论，若这些专家都是CSI里的那种，那么，除了“君子之德，五世而斩”这个历史学旁证之外，我们就可以用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技术手段考据出“君子之DNA百世不迁”，并且拿这个结果来慢慢说事儿了。
我非专家，所感唯有戚戚然。天下寻根认祖之事，通常只寻好人，不认坏蛋，循的是“良祖宗驱逐劣祖宗”定律。此固人之常情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着这一信念成为王侯将相之后，王侯将相本人及其后人最想证实的则是“王侯将相，宁无种乎？”若后人不能挺身而出，别说什么君子之德，就连前者的真实性也有可能遭到怀疑。寻根认祖之宏观理学指导是敬宗收族、慎终追远，落实到修谱凡例，操作上便骤然“调控”起来，元代《 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 》特例“不书五”：“一、不道。谓悖逆大故，忘亲害事，致覆祖宗，伤害风化者，削籍不书。二、乱伦。谓子父妾，兄收弟妇，弟纳兄妻，男女无别，人所讳言者，削名不书。三、乱宗。谓本宗有应继子孙，不肯受立，而养异姓，招赘婿以乱宗支，据法不书。四、绝义。谓出承人后，赘冒人姓，日改代更，遂忘丘首，及妇人改节，与庙绝者，据义不书。五、辱先。谓为僧道，为尼祝，为巫娼，为娼妓，为伶优，为奴隶，为穿窬，及趋奉异教者，皆削不书。”
书此书彼，认谁不认谁，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