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第3部分

层普通人的历史以及劳工史发生兴趣。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著述坚持社会性别问题在一切社会的运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娼妓业是性劳动，是一个工种。此外，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娼妓业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动性、反抗行为、性以及国家等诸多议题；本书加入了仍在进行的、有关上述议题的对话。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失在。但是，我仍然很不情愿放弃编织历史叙述的任务。不错，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１１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革命政权的消逝再一次提出了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本书中描写的几代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在探讨、叙说这个问题。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终结也对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提出了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知道资本主义已处于“晚期”，而不是中年或意气风发正当年？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对于生活在那大搞两大阵营对立的简单化年代里曾被称作“铁幕”两边的各国国民来说，什么样的公正理想，什么样的权力机制，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格局才能激发人们的活力？　　这是一位历史学者当前的部分思虑。晚清民初时期风流倜傥的士卿写下的有关中国高等妓女的文字确实能解答我的问题。然而，假如我只是在依靠有限的当代策略提出问题，那么，这些文字所告诉我的，则大大超出了我所能问及的范围。这些文人中有许多人写的是他们最近的过去，他们怀着爱恋、辛酸、忆旧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因此我们读到的文字并非只是透明地记录了一个女人的籍贯、从业史、销魂的容貌、主要来往的名士、本人的诗艺等等“事实”，而已经是一个浸透着感怀意味的故事。名妓被带进文字记载，并能成为我当今沉思冥想的对象，只是因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男人在渴念与感伤中遥想她们所属的世界，因为他们、还有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有关下等的马路拉客女的著述同样也表现出一个沉积过程。从20世纪10年代起，面对列强主宰的世界，对国家的健康和富强感到忧心忡忡的许多上层人士大声呼吁废娼。他们写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持改革事业；他们将原先根本对立的、甚至不连贯的街头妓女形象聚合起来：　她们或者是被可恶的人贩子从家人身边拉出来、离开了自己家乡群落的、无辜被动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恶神似的泼妇，在新的危险的都市环境中散布着病菌。这时改革者就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爱的往昔，而是怀着骇惧心凝视着堕落的现时和危机四伏的将来。街头拉客的妓女作为国家灾难的象征进入了历史记载。　　这里说的不仅是怀旧情绪的审美问题或某些改革运动的轨迹。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构成了有关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历史记载，这其中也凝固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会礼仪，１２然后又用文本形式创建出高等妓院的社会礼仪；男人们可以声言自己主张改造娼妓业；总之，男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他们在书写娼妓的时候，也将自己放置进种种情景之中——忆旧的情怀唤起了往昔的中国、很不如意的现在以及能想见的国家未来之种种情状——由此他们便捕捉住、甚至创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层人物的联系。他们的忧患意识通过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说，因此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转换更迭，有时被用来表示家庭与国家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样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　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　　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迹，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戒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谏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于是，新近的、有了改进的、内省的历史学者，对于受到质疑的意义和包容多种声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历史学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忧思。她要考虑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当代的关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１３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１４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