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墓地，并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办。四个女人共印捐建花冢册1600份，每人负责去妓院分发400册，月底收上来。林黛玉头一晚就募到300元，妓女、嫖客都有捐的。（但是另一处的报道却说总共才募到428元，并没有提林黛玉募了多少，反倒是责备她没有管好募捐活动。）四人中文化程度最高、最有文才的金小宝在龙华寺附近选了块地，谈妥了价钱，办理好所有的手续。1899年春季，四大金刚在墓地立界石，树墓碣，镌刻“群芳义冢”题词，并金小宝等所有捐款妓女姓名录。后来，义冢因管理不善竟然消失，到了1928年已无人知晓其方位。 同募捐建花冢同样有意思的，是由此而产生的文字作品。1928年的一部见闻录重印了一批信函启事，其中有代林黛玉拟的、以她的口气写的信，恳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助募捐事宜；还有代林陆金张四人拟的启事，向大众说明建冢宗旨并征集捐款。这些启事辞藻华美，文意深奥，浸透着悲凉情感。女人说自己“生入劫运”，“悲愉不能自由，疾痛谁可与语”，“曾几何时，倏已萎谢”，充满了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无奈。171林黛玉请求其他三人、并四人一起请求“乐善群公”怜悯“已萎名花”，行义举，共建群芳义冢。还说因“是举为维持同类起见”，故妓女认捐责无旁贷，但仍望众人解囊，她们将“分任劝捐”。至于读者究竟能从启事中看出妓女对时世的什么看法，则是历史上的无解之谜。每则启事都是“代拟”的，而拟稿者很可能是个男人。女人用高度程式化的文辞表达人生悲苦和短暂的感念，听上去极似指南、见闻录作者本人的遣词造句功夫。妓女似乎在代表自己说话、在说自己的事情，可是恰在此时，妓女本人的“声音”这个问题变得最让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形在下面要说的戏文中更为明显。花冢落成，小报主编李伯元“发起征撰”传奇，纪念建冢过程中的可歌可泣事。于是有两位名士合撰《玉钩痕传奇》，共分十出，“文情悱恻，传诵一时”。传奇有些部分属于募捐建冢始末的纪实，然全戏却因引入（虚构的？）妓女陈黛玉之死而获得一种完整性，“被恶鸨凌虐致毙”的陈黛玉成为被埋葬在花冢的第一位妓女。利用陈黛玉之死来推动情节，也等于说出了妓女受害的一种方式。虽说高等妓院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摧香”事件，但是这般凌辱在四大金刚的传略中却是一概看不到的。《玉钩痕传奇》和募捐建冢的启事一样，也只能读作由女性的声音诵读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妓女生涯。
第六章 职业生涯（八）
妓女与国家 清末民初，革命风起云涌，其中强调女子教育为国民改造之关键，对沪上妓界影响尤深。妓女也同其他各界妇女一样，组织起来，争取受教育权。1906年前后，中国正设法回购洋人的铁路投资，一个艺名蓝桥别墅的妓女在收复权利的运动中捐款1000元，受到官方赞许，声名大噪。 1914年，有一批年长妓女（其中有林黛玉和翁梅倩）借用达尔文的语言，成立了“青楼进化团”。该组织的两名主要积极分子是张曼君和祝如椿。据说张曼君热心阅读革命报纸，是早期青楼女子爱国思想的代言人。她因做过一次演讲而出名。那时妓女中时兴穿印着国旗图案的长裤，张的讲话谴责这种时髦，指出有那么多战士和英雄都为这面国旗牺牲了性命，而现在她们却把国旗的图案穿到裤子上，172不是叫洋人看中国人的笑话吗？ 祝如椿曾于1897年居花榜榜眼，因容貌娟妍著称。人到中年后，祝如椿开始相信妓女需受教育，才能救她们出“苦海”。（用“苦海”、“花残月缺之悲”等词语来描写妓女境遇的究竟是祝如椿还是指南作者并不清楚。）青楼进化团为募集办学经费搞了一场义演，事先发布消息，“假女戏园演戏一天”，上海许多最负盛誉的名妓登台献技。当夜募得一千多元，用于租校舍、聘教员，报名者五十多，其中包括“房中做手、雏妓等”，组织者本人也都入校学习，指南书宣告“魔鬼地狱一变而为弦歌礼义之邦”。妓女学生在学校懂得了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正如张曼君在一次开会演讲时所说，对青楼的前途不可能不抱无限的希望。 然而，这项事业因与娼妓的营业日程冲突，很快就难以为继。祝如椿离开上海去了天津；本来在高等妓女的职业生涯中，在不同城市间走动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每日演出、接待至凌晨三四点钟，早上起不来，不能按时学习上午的课程。因工作所需，她们起身后要花许多时间梳妆打扮，下午晚些时候又开始招待客人了，而学校要下午4点才放学，故也成了问题。学校缺乏固定的运营基金和有效的管理，学生旷课，学校终于关门，青楼进化团无形中也解散了。 五年以后，妓女冰办起了一所学校。她的妓院有两幢楼，学校就设在其中一幢底层的厢房内，组织比青楼进化团简单些：学生每天上一小时的课，每个月交三元学费。课程由冰的哥哥讲授，他在文学方面有点功底。妓女及其子女入学上课，但四个月后学校关门，据说也是因为学生夜夜陪赌局酒局，耗时无数，荒废了学业。此后不久，冰找了个有钱的军官，准备同他结婚了。 上述组织尽管短命，却标志着妓女已开始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在民国的最初10年中，妓女参与政治活动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1915年，国内对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反应强烈，一些妓女捐出了部分局差收入和胭脂钱，173共计300元，用作民族救亡基金。藏春阁给当地多家报纸写信，表明妓女同各界市民息息相关，她的命运同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她说自己虽生来不幸，现只是北里歌场一歌女，但“青楼女子毕竟也有家，有家的人也必须有国，因此生活的根本就是为国家服务”。她又说，从客人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个国家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或是朝鲜，也就是变成殖民地。她声明说，“我虽然只是个妓女，但我也是国家的公民。”她拿出一部分积蓄捐给一爱国团体，希望对救国聊有所补。 1919年北京的“五四”大示威前夕，上海有19位妓女组织了一个宣讲团，请林黛玉做她们的“大阿哥”或“大伯伯”。（《晶报》评论说“此举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但并未说明为何这个组织不像一般那样得到首肯，反遭如此恶评，被比作歪门邪道的叛匪。）“五四”游行示威事件之后，5月9日为国耻日，妓院关门、停生意一天以志纪念，妓女表态只使用国货。6月上旬，妓院再次停业，妓女和全体市民一起参加罢课罢工罢市活动，直到6月中才结束。冰的门外取下彩旗，换上黑色布告牌，呼吁非暴力抵抗。有声望的妓女宣布组成青楼救国团，在上海散发了2000份传单，号召进行非暴力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学生。她们还设了供应站，为罢课示威的学生送食品茶水。大多数妓女的敬告都只谈国家大事，一般都加上“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等开场白。但是，一个名叫全国改革联合会的组织致“花界姐妹”书，则谈到娼妓业的情况，云姐妹们没有好的生路，只好被迫卖身，成了天下可怜人，但是她们可以通过组成小组、在全市散发传单、宣传救国的方式，使国家和自己的前程得到改善。这里，国家命运同娼妓命运的改善联系在一起。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关心国家命运几乎成了妓女必须做的事，据1919年的《晶报》报道，有个名妓因为不会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五四”以后，冰说到做到，不再招待日本嫖客。174当她的一个常客请了日本人一起到她的妓家吃花酒时，她径自出去听戏了，仆人们只好在附近的菜馆叫了点儿饭菜。林黛玉派了个阿姐过去帮忙招待，但当地的闲话专栏报道了冰拒不接待日本人的事。将近20年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有记者报道了一场妓女组织的无伴奏歌咏比赛，为救济难民共募集现金1 670元。上海社会局局长和一个重要救援组织的干事也参加了歌咏比赛。 就在以上一个个故事的累积中，不但国家大事越来越成了妓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高等妓女在国家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被放大。指南书和报纸上，高等妓女的政治行动和花边新闻同时刊布，一边是青楼进化团、妓院参与全市罢市行动的报道，一边仍是新近谁同谁好了、流行的款式、谁生病了等等的名妓消息。名妓新闻内容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根本没有转移“坏女人”、“好女人”在做什么这个主要聚焦点，大多数高等妓女在公众面前的展露，仍与传统的色艺范畴相关，而不是爱国主义和自我更新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报道中持续出现了一种新的亚主题，它视高等妓女为受到威胁的国家中的公民，认为她们因职业低贱而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随着报道不断将高等妓女与国家联系起来，对娼妓生涯的理解也形成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不仅一般的娼妓、而且高等妓女也应列为改革的目标。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职业生涯（九）
无言的空白：避孕、怀孕、子女、老年 本章开头已提出，高等妓女的历史记载有其十分奇特的地方：我们能从中找到不少有关她们救国行动的信息，但是若要问她们怎样避免或寻求怀孕，怎样处理自己生下的子女，要问她们活到老年，不能再靠为有钱有势的人说唱表演或当亲密陪伴来养活自己了，又怎么度日——这种种问题，从史料中倒是找不到什么信息的。 1949年革命后编撰的资料处处突出“诉苦”的话语类型，人们在“诉苦”中学会运用压迫和反抗的语式重新阐释记忆中的过去。妓院的管理体制有意被用来与革命后的国家政体作对比，从压迫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