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 第46部分

　　凭心而论，我还真没料到事情竟严重到如此地步。昨天游局与我谈过后，我仔细想过，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我曾帆在单位里曾没有与人发生过非将对方搞得声名狼藉的矛盾，最多也只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就观点问题发生争议，所以我自忖写这封匿名信的人绝不可能在单位范围之内，最大的可能是那些经我破获的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十多年来，被我抓进监狱的犯罪嫌疑人到底有多少，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或长或短的监狱生活中被改造好了，成了一个知荣辱，有责任感的正常社会公民，但是仍不能排除部分顽固不化的家伙存在，他们刑满释放后，会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像对李锐这样直接进行肉体报复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或者对家属进行恐吓。这些人的动机大不了使我们在领导面前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再就是产生家庭矛盾。这些负面影响应该只是小范围的，时间长了，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即使存在部分问题，知情的人也会逐渐淡忘，最多也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而已。但是，现在向我下手的这个家伙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的目的不仅是想毁掉我的工作，而是毁掉我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一个有强烈责任心，有崇高道德水准的人，若生活在怀疑、鄙视的环境之中，他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下去的，伴随他的将是整日生不如死的感觉。看来，写这封匿名信的家伙，不仅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并且对我道德标准也了如指掌。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努力在脑子里搜索，想将这十几年来的点点滴滴重新进行过滤，希望能够找出几个可以怀疑的怀疑对象。但是，此时此刻，我没办法集中精力，感觉脑子里像塞满了破棉烂絮，没办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我将头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上眼睛，感觉泪水在眼眶里涌动，随时都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多少年了，应该讲大大小小的坎坷和挫折我都遇到过，但是我曾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感觉，仿佛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旋涡中，自己无力救助自己，别人也只是冷漠地看着自己在作徒劳的挣扎，而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此刻，我身下的“标志”车象一头怪兽，怪声怪调地呻吟着，惬意地将车前那永没有尽头的柏油路面一段一段地吞咽下去。路两边的树木、远处的山峦以及渐渐泛绿的田野更像是喜欢看热闹的起哄的小市民，当它们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清眼前的一切后，就面无表情地从车窗边倏地离去。天上的云彩呢？苍白得像死鱼的眼睛，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一副熟视无睹的模样，仿佛根本就没有看见。哈哈，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的冷漠，没想到自然界也同样是如此的冷漠。我在心里苦笑一声，却让一声叹息象狼嗥一样从胸腔里迸发出来。

　　陈强和严一行从我的这一声长嗥里感知了我内心里的痛楚，除了不停地给我递烟，给我点烟，一路上他们没敢再吭声。

　　车子过了郑家店，过了大路，又过了叶家墩，当看见高高耸立在江边的过江电塔时，几乎遗失的记忆和思维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确实，在不是十分遥远的记忆里，眼前的一切我是太熟悉了，特别是眼前那个巨大的过江电塔，以及电塔顶端的那盏红灯，不知有多少次它曾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醒来后激动不已。在我一九八零年到金口警察学校读书以前这座过江电塔就已高耸在长江边上，那时学校里学习非常紧张，一个月只有两天假，这两天假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珍贵了，我们会利用这两天的清闲时间回到马鞍山，一来看看久违的父母，二来缓解乡愁所带来的诸多不适。为了节省钱，在警察学校就读的三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坐公共汽车回家。天没亮从学校出发，怀揣头天晚上从学校食堂买的四、五个馒头，一路步行穿过金口镇，过金口化肥厂，过叶家墩，过郑店，然后沿107国道过云景山，过段岭庙，过株山茶场，最后到达马鞍山。三十公里的路程，大多数时候，我只用五个小时就走完了。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没办法弄明白，为什么当时能够吃得下那么多的苦，能够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为什么我对那座电塔有如此深的印象呢？这主要缘于我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建筑，并且没办法能够让我相信塔基下竟有房间，有三、四家住户住在里面，听人说，他们是专事电塔维护的。耸立在汉阳蛇山上的那座写着洋烟广告的电视发射塔应该算得上高大吧，但是，每每从这座塔下经过时，我从没有认同别人的观点，只是别人没办法知道，我心中最高的塔就是眼前江边这座过江电塔了。有些东西是不能单从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的。从学校出发，隔老远我们就能看见塔顶的那盏红色灯光在墨黑的夜空中散发出柔和的光彻，相比较而言，满天的星光就显得太黯淡了。一位守塔的年轻人告诉我们，这盏红色的灯光没有其他的作用，只是警示晚上飞行的飞机别撞到塔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每当我们看见那盏红色的灯光时，我们就会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唱起《闪闪红星》中那首当时不管男女老少，谁都会哼上两句的主题歌：“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可能现在有人会说，那是年轻人在走夜路时自己给自己壮胆。真的，我还真不知怎样评判这些人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那些年轻人的心！

　　“标志”从东到南，到西，几乎挨着金口镇绕了一个整圈，就到了原来的金口警察学校。我一看时间还早，就让陈强将车停下，让他将车开到前面的金水堤上等我。我想一个人在这块曾经熟悉的地方走走。金口警察学校是一九七九年建立的，整个校园都在长江大堤的堤外，从金水堤沿伸过来的长江大堤在学校的西边往南缩进去一个半圆形，将整个校园都裹在这个半圆里，遇到大的洪水，整个学校会变成一片泽国。学校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劳改农场，但那些劳改犯并不像金口对面大军山劳改农场的那些劳改犯一样种地养猪，而是专事烧窑。我们在学校读书的三年中，严格来讲是与那些劳改犯为伍的。他们在院墙外做砖坯，我们则在院墙内读书习伍，但我们吃饭的食堂是紧挨着的，当然饭菜质量有天壤之别。那些劳改犯不足百人，时间长了，有些胆大的竟与我们这些学生混熟了，相互之间见了面还点个头打声招呼。后来因那次“拳击事件”导致学校强制性规定我们不得再与那些劳改犯有一丝一毫的交往。那次“拳击事件”仍是老同学们聚会时津津乐道的故事。好象是进学校后的第二年，学校组织了拳击队，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同学从五百多学生中被精选出来，整天在靠近金水河的河滩上练习拳击。由于河滩紧挨着砖瓦厂，就时不时有剃着光头的劳改犯在旁边看热闹。这些劳改犯中也不乏能人，看久了，他们就开始对拳击队员们品头论足，说什么张三姿势不对，李四的力道不足，王五的重心太高什么的，不一而足。有一天将七班的樊大才说烦了，就挑一个绰号叫“麻杆”的劳改犯进行现场比试。这“麻杆”确实名实相符，身高起码有一米八零，但身子却长得精瘦精瘦的。开始他还有点儿犹豫，但在其他劳改犯的纵容下，就硬着头皮将一副拳击手套套在手上。警察与劳改犯比试拳击，这可是稀罕事，不大一下功夫，看热闹的学生和劳改犯就将整个拳击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无需说明理由，场边的拉拉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两个阵营，学生们为樊大才加油，劳改犯们则为“麻杆”鼓劲。比赛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看似弱不禁风的“麻杆”第一次出拳就正正地打在樊大才的面门上，不仅仅是将樊大才击倒了，也不仅仅是让樊大才掉了两颗门牙，而是让樊大才整整休克了十分钟。这可是让学校丢面子的严重事件，自此以后，学校不仅禁止拳击队员们与劳改犯进行比试，并且将学校紧挨着金水河的后门也给闭上了。这樊大才自此以后成了我们金口警察学校的名人，去年几位同学聚在一起时，听说他进步非常快，已是汉阳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了。

　　*年的时候，金口警察学校被并到武汉市警察学校，整个学校也由现在这个地方搬到了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自那以后，我就从没有到学校来过。像过去一样，站在脚下这个呈半圆形的江堤上，那个曾经熟悉的校园一览无遗。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食堂以及砖瓦厂的那根巨大的烟囱都还在，但以前将砖瓦厂与校园隔开的那堵围墙被拆除了，校园与砖瓦厂已整个地连成了一片。那个标准的田径场还在，但是由于丧失了原来的使用价值，加之无人整修，已经长满了齐膝深的野草，几头平日用来拖砖坯的毛驴惬意地丢着尾巴，埋着头，在枯草丛中搜寻刚刚露尖的鲜嫩野草。那根巨大的烟囱向青灰色的天空吐洒着若有若无的烟尘，几位光着膀子的民工坐在烟囱的阴影下懒洋洋地抽着烟。这片我熟悉的土地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勃勃生机。

　　沿着半圆形的长江大堤慢慢往前走，只有十来分钟时间，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了金水堤。金水堤又名五里堤，据说从我的脚下开始，到西边的金水闸口刚刚五华里距离，五里堤因此而得名。在中国的近代水利史上，金水堤和金水闸都较为著名。著名的原因，是缘于这座五里长堤以及西边的金水闸是经蒋介石亲自批准于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六年修建完工的。听说金水堤和金水闸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修建的唯一水利工程。当然，这金水堤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主席倡导修建的荆江大堤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作用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起着造福一方黎民百姓的重要作用。据我们江夏县水利局的有关文件记载，金水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