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二者有历史的关联，或有平行的发明，那末彼此的濡化便不困难。例如，英国人移民到澳洲，美国移民到西德，或西德移民到美国。在这些条件之下，二者在濡化过程中，文化的敏感地带、基本前提、价值体系，以至于基本技术，都可以和谐一致。北大西洋联盟之所以成为可能，而且继续发挥其防御东欧集团军事势力入侵的功能，它的文化基础在此。因此，北大西洋联盟的成员之间即令有何歧见，也不致歧见到破裂的地步。在另一方面，构成联合国的一百一十五个国邦的文化真是五花八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之间的分歧力大于它们之间的凝聚力，共同点小于差异点。所以，与北大西洋联盟的文化基础比较起来，联合国的文化基础真是脆弱得可怜。因此，联合国所能号令于各会员国的事端只限于各会员国共同承认的那些不违背各个单位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一点点，例如卫生等等。
如果甲乙两个文化没有足够多的共同前提作共同的基础，没有重要的桥梁以资沟通时，如果甲文化的文化分子要吸收乙文化的文化事物，那末常常势必首先抛弃自己原有文化的文化事物之或多或少的部分，然后从头学习新的乙文化的文化事物。显然得很，这种困难是双倍的，而且涉及性格形成（personality formation）。中国文化分子已经旧式结婚者，如果要学西洋的“文明结婚”，首先必须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原有的“黄脸婆”脱离关系。所以，在近几十年来的所谓“新旧过渡”阶段，婚姻悲剧比比皆是，远近皆闻。复次，作诗、填词、做对联所受训练和所需心性（mentality）与习数学及物理学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自中国不得不从事“洋务”以后，二十几岁的文士必须抛弃前者而转移心性来习后者，这种困难和挫折是不难想见的。在白种人光降澳洲以后，澳洲土人的“固有文化”瓦解，并且土人逐渐归于消灭。欧洲人惠临美洲大陆以后，红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步步式微。这都是文化濡化困难所造成的结果。
在濡化的过程中，接受客位文化的，有时只限于较少数的文化媒人。例如，商人、留学生、工程师，或其他从事文化工作的精干（elite）。这些人物可说是濡化的“先进分子”。可是，当着这些先进分子接受濡化时，社会极大多数文化分子和原有文化的主峰可能并未触及。中国在近代“西化运动”中就产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脱节现象。在文化脱节现象中，原有的一个文化分化而为“新文化”与“旧文化”。二者之间产生裂痕和距离。主张新文化的先进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这一行动引发旧文化分子自卫，于是反应而为“保卫传统文化”的运动。这么一来，文化的竞技场就形成。在这一竞技场中，无论从事新文化运动成功或不成功，或如成功而成功只到什么微小的程度，无论保卫传统文化是否有效，都天然地产生或多或少的文化动力。这一文化动力或多或少促致文化变迁。文化变迁可能被暂时抑制，但不能被永久抑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文化的变迁（5）
当一个原有的文化分裂为新旧并且正陷于难分难解之际，相应的可能出现新旧两种声威团体或其表征人物。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同一个北京大学，就出现洋学者胡适之和拖小辫子的辜鸿铭。因为当客位文化入侵主体文化时，极易引起主体文化分子自觉。在这一文化的自觉中，产生了文化的比较作用。在文化的比较作用推动之下，很自然地产生了文化的优劣问题，谁该领导谁的问题。这类问题常不易得到一个客观认知的解决，而常受带情绪的价值评判所左右。例如，甲文化如果缺乏乙文化里所有的工具，那末甲文化可能采取它；但不必然采取它，也许因酸葡萄主义而故意鄙弃它。至少在一时如此，例如，叶德辉不肯用电灯。既然如此，在这一关联中，易于出现“各是其是”的情况。新起的“文化先进”在“文化改革”声中，依前所述，常常走在大家前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他们介绍进来的客位文化事物或派头纷纷为新生代或一般大众接纳和仿效，那末原有的文化贵族可能藉口鄙夷“追逐时髦”或“轻浮少年”或“低级趣味”或“忘本”而不屑“随俗”。比方说，中国一部分文化分子之接受西化者，常住洋房、坐汽车、穿洋服。在这些文化事物初来中国的时候，都是新进人物的声威符号（prestigeous symbols）。然而，就在这同一时候，以保卫本有文化为己任的人士却鄙夷这些东西。他们常穿长袍马褂，手持旱烟袋，戴墨晶眼镜，顶瓜皮帽，作文言文，走八字路，谈吐儒雅，斯文一派。这种典型的人物也可形成一个声威集团，而与前种人物相抗。
如果外来文化冲击本有文化，那末本有文化的反应形式可能很多。有的时候本有文化作自导改变；可是有的时候却作被迫改变。被迫改变所行的速度如果大于本有文化分子所能消纳的程度，那末便容易引起混乱、撤退，以及价值与行为脱节。碰到外来文化事物在某些情形之下无可抗拒时，主位文化分子在一方面不得不应付，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事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出现“双重标准”。有许多中国文化分子从前在外面穿西装，一回到家里就穿中装。从前有许多学生在上海读洋书，可是假期回乡还得读四书。现今还有人在一方面行新式婚礼，可是同时还得向岳父行跪叩礼。这些都是行的“双重标准”。双重标准之所以采行，因为它可以作文化的适应，可以减轻外来文化的压力，又可多少保存自己本有的文化。这么一来，于是在此类过程中，许许多多文化分子或团体之间的若干价值观念和行为常常不调。演变所及，在同一社会里，新的与旧的不协调，激进与保守冲突，“十里洋场”的生活与农村的刻苦质朴相去不知若干里，热中于革命的与主张保皇的各行其是。所以，整个的文化就这样被撕碎了。
B 文化价值的移接
当着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接触时，其中含有两个价值系统的接触。外来文化要件合于原有文化价值，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时，才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广大的接受。当众人直接看到带入新价值的改革可有助益于增进既成价值时，便比新的价值单独出现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所以，当着有人采用新的价值时，常以大家已经接受了的价值作引介或导诱定义 ＇11＇。这是价值变迁程序中的“移花接木”法。例如，有人要把“*”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便说“*”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自古就说“君为轻，民为贵”。尽管这是附会其词，但是毕竟减少一点若干人对“*”观念的抗力。任一新的文化价值或价值系统通过了原有文化的检查站以后，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价值界域。在旧式中国社会里，年轻未婚女子是不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但是，女子在西式医院作护士，既合固有的“仆妇之道”又合新的“服务人群”价值，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价值界域，于是女子在医院作护士的事终于比较顺利地被接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 文化的变迁（6）
某一价值在原有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或风俗习惯里可以维持得住，如果这些条件变了，那末该一价值便也不易再悬空地维持得住。例如“俭德”，在不重商和不发展生产的时代是一项济穷的办法。如果消费量抵不过生产量，那末从节约消费上预防物资匮乏的后果，这种“俭德”未尝没有实际的价值。可是，到了工业化的生产时代，大量生产第一，货物大量倾销为要务。要能大量倾销必须能够大量消费，货物像潮水似的向你们冲来。在这种情形之中，再要无条件地提倡“节约”的古道德，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据许光所说，我们可知一个非西方的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密切接触时并非全面抗拒变化。这个文化是会发生改变的。不过，它的改变不一定要全盘的，而是有选择的。它在选择或拒绝西方文化事物时，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科学成果之采用时不致冒重大风险者，比较易于接受。例如，邮局、汽车、铳枪等等。可是，一种科学上的新成就之采用，如需冒重大风险，则不易为一般人接受。例如，要一般农人采用新式抽水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传统农人用的水车之效率固然低，可是他们对它的性能已经熟习而且造价低廉。他们几人合买一条水车，不致太影响一年的生计。新式抽水机的灌溉效率固然比旧式水车高，可是农家要买一架的话，得冒至少一年经济上的风险。依此推论，科学成果的采用所冒风险愈是接近经济负荷力等方面的边沿，则愈不容易被社会普遍接受。由此可知，如果一项新的科学利器被介绍到所谓“落后地区”来而竟被拒绝采用，那末可能含有很实际的理由，我们不能马上说是“顽固”。
第二，新来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扰乱原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与现存的风俗习惯综摄起来，那末便比较容易被接受，或抗拒作用较小。例如，西式“文明结婚”对原有社会组织抵触相当多，所以引起的抗拒也大。但是，到上海外国工厂去做事，到洋行去当“写字”，则毋宁受到鼓励。阴丹士林布在中国乡村，是“皆大欢喜”的外来客。然而，妇女穿短袖上衣违反“礼教”，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奋斗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第三，需要巨大资金才能兴建的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即令不必考虑风险，如果不是少数个人或一个单独的社区所担负得起的，也不易被采用，例如，大规模的水坝工程。西方人士看见中国一般人对水旱之灾常采漠视的态度而感到迷惘。殊不知这主要由于中国一般人无控制水旱灾变的能力。因为中国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对于自然灾变之来临，除了避退和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