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一般人无控制水旱灾变的能力。因为中国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对于自然灾变之来临，除了避退和忍受的消极抵抗以外，常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同西方文化里“人定胜天，人能征服自然”的积极态度刚好相反。
C 文化与性格
文化材料（cultural material）是文化分子构成的必要条件。一个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型模和社会传统塑造。因此，在一个文化中，固然各个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个别差异，但是大多数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结构或模式性格（model 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而在濡化过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决定对外来文化价值和事物之迎或拒。例如具权威性格的文化分子就很不容易接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最大多数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在童年时期涵化 ＇13＇在社会里时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个时期或成年期，如果文化分子与另一文化接触，因着事势的需要或好奇或其他原因，他们可以重新学习。但是，他们很难得完全改变已经内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依此，当他们原来呼吸的文化空气之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令人怀疑或崩解时，他们往往会发生极大的性格冲突和焦虑反应。
中国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作新民”和“作旧臣”之间徘徊就是因此。这种时间经历一久，文化分子的性格会分裂。性格一分裂，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心灵的失落可能愈来愈厉害。这时，重新调整性格并且整合生活方式也愈来愈困难，但也愈来愈需要。我们试看中国文化在这一段转型所经历的调整性格之痛苦以及为求思想出路所受苦闷与挣扎，就可明了这类实情。在这种情形里，大家的心灵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各种各色的“主义”说词之下，很少知识分子不是“狂想曲”的俘虏，而“革命去”则是自我彷徨的崇高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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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运动
在文化再组合的过程里，文化动理的反应之一种为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本土运动，依它的性质来观察，可分为两种：
一种本土运动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存续式的本土运动包括类似宗教崇拜仪式和行为。这种运动在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濡化。当原有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发生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机制作用时，这种作用是回反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在回反适应中含有返退作用（regression）。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来是臣服了，平静无事，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关联。这种活动，蕴积既久，一方面可形之于仇视那代表外来文化的地上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可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一个原有文化受外来文化危及其核心价值时，最易与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这种时际，可能出现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玛（chari*a），和类似宗教并夹杂魔术的群众运动。美国印第安人之群集跳鬼舞就属此类。中国的义和团也属这一种本土运动。
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这种本土运动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原有文化之有价值的要素与所需新的要素合并起来，创建一新的文化整合。这种本土运动是开的。它所涉及的级距颇宽：从文化的基本前提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生活，无不在想要更新之列。而更新的程序从极不切实际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义，从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到文艺复兴，都在“文化革命”者脑海荡漾。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余波属于这一种本土运动。这类的“文化革命”常常是波澜壮阔，可是对外来文化要件的选择不严。因为选择不严，所以呈现纷然杂陈的光景。五四运动以来的出版界和思想界是这种光景的写照。
第二种形式的本土运动是走上文化重建的康庄大道。任何基本变革性的文化重建运动，在起初发动的阶段，都难免是反偶像的、浪漫的和有扫荡性的，但却富于冲力。但是，这一阶段过后，就慢慢走上文化再肯定之路。文化重建运动走上再肯定之路的阶段，就脱离了起初阶段的浮气，而与“再生运动”同流。文化的“再生运动”常为文化分子之比较精密的，多少有计划的和有意识的努力，来建造适合基本要求的文化。一个文化重建运动要由起初的阶段，走上建设性的阶段，需要相当的稳定住境和足够的时间。可是，就中国社会文化而论，显然没有这些最起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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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的罗聚形态
任何一个文化分子的“自我”之形成必定是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情形可以用一个图解说明
这个三角形所表示的文化的罗聚形态及其中的自我形成是一种最简单的素描。双箭头表示箭头两端的因子之相互影响。虚线的圆形表示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之生物逻辑的限制。实线方形表示物理逻辑对生物逻辑的限制。
图中所谓“人的情境”可以指称另一个个人，也可以指称由多人构成的社会。无论是另一个人或由多人构成的社会，都可以成为某一个人之人的情境。这也就是说，某一个人之“人的情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别人对“我”而言可能是“我”之人的情境；同样，“我”对别人而言可能是别人之人的情境。这一社会可能是另一社会之“人的情境”；另一自我人自然环境人人的情境人超自然社会也可能是这一社会之“人的情境”。总括起来说，“人”与“人的情境”之间的关系乃“人际关系”。“人的情境”与“自然环境”大不相同，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人际关系”也大不相同。人对“人的情境”可以有“尊敬”、“同情”、“扫荡”等反应。人对“自然环境”往往有片面的“欣赏”，片面的“改造”，和片面的“利用”之类的反应。某些文化中的“朝山”或“谒圣山”的观念，并非人对纯自然环境的被动反应，而是该文化自身的宗教意识或类似宗教意识的意识向外投射到山上。
人对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即指人与人所在的气候、河流、湖沼、山脉、土壤、地形的关系而言。固然人常常主动地欣赏、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但是自然环境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来限制、影响或*人类。例如，地震、海啸、山崩、台风、水灾等等。
当然，这是就事实而论，并非说自然界有意主动这样做。人对超自然的关系即是人对自己所奉信仰，所制伦范和所尊道德等等。这些东西固然是人所创制的建构，可是，这些东西一旦社会化与传统化，便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多少发生拘束作用，并且转过来成为人的制度行为（institutional beh*ior）的主要建构力。
上图三角形的三个边之长度是可变的，而且这三个边之间的关系是一动理的关系。在一变动之中，任意一个或多个因子对这个三角形的任意一边加以压力，或任意一边的长度或角度有何改变，可使其他二边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也就是使一个文化的罗聚形态发生改变。有的时候，一个文化要件的改变与或核心价值的变动，对整个文化的变迁有“一发动全身”之势。一个人的所谓“自我”是在上图所示文化的罗聚形态中成长的。他必须适应这一文化的罗聚形态。而文化的罗聚形态又必须合于生物逻辑。对于地球上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而言，生物逻辑的拘限力普遍恒常不变。没有人能够永远倒过头来行路。没有人从生到死不吃东西。甘地和杨妹只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作示范性的绝食。没有生理正常的年轻人视结婚为入地狱。而生物逻辑又受物理逻辑的拘限。地心引力对于每个人的负担相当大，所以没有人能够一天到晚不眠不休站立而感到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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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的特征
文化特征（trait）是文化之最小限度的有意义之单位。这样的单位在时间和空间中可以当做一个观察的单位来行观察。来客倒茶，喝咖啡，天热在户外纳凉，包小脚，男人脑后留长辫子，家里供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牌子，教堂中摆十字架，等等，都是文化特征。特征可依种种联系而形成特征丛结（trait…plex），或这样那样的制度（institution）。文化特征可分为四种。我们现在分述于下：
A 规范特征
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prescriptions）或应迫（imperatives），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康德说的“无上道德律令”就在这种特征范围以内。文化的规范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规范特征常为一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最核心的差别乃规范特征之不同。许多文化冲突之最后“决战”乃规范特征之战。就中国文化来说，住洋房，坐汽车，所遇到的抗力较小；可是，要人不拜祖宗，不孝亲，打破男女界线，那是极其困难的事。至于要学人士子不读“圣贤书”，那更是“大逆不道”的事。
B 艺术特征
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歌唱、装饰等等，都属艺术特征。显然得很，在文化的一切特征之中，艺术特征是最富于特殊色调的一种特征。它是一个文化之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