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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文化高度发展时，文化所构成的体群习惯常语言化或概念化而成理想的规范或行为模式。实在，每一个文化都或隐或显地有其文化理想。基督教文化有基督教文化的理想。*教文化有*教文化的理想。孔制文化有孔制文化的理想。这些文化理想，除了含藏在经典和世界观里以外，又形之于传统的社会规范。传统的社会规范规定个人或群体应该怎样。这类要求就是制定行为的规范型模（normative patterns）。在涵化过程中，文化分子藉着规合于这类行为的规范型模而向该一文化理想趋进。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就是“法古今完人”，就是“希圣，希贤，希天”。一个文化的这一层界叫做理想文化（ideal culture）。和理想文化在某种意义之下对待的，就是实际文化（real culture）。实际文化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实际行为中的文化。例如，“勿取不义之财”是理想文化中的一个项目，而我们日常的“忙财”则是实际行为中的文化。
我们在上面把文化分作“理想文化”和“实际文化”。严格地说，这一划分只是概念的划分。问题讨论到这里，很容易转出下面一个问题：实际文化是否能够完全规合于理想文化？我们的答复是：实际不可能的。何以呢？假定理想文化为一极限，实际文化向它逼近，这会产生下列几种情形。第一，如果一个个人的行为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某一个要求或某一些要求，那末他不一定能在一切情形之下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一切要求。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确有文化分子不取“不义之财”。这种人可视“钱财若粪土”。但是，他也许好色。这就不规合于“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也不见得一定不好色。如果这个人既不好货又不好色，那末他也许好骂人。这也不合“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对骂人颇感兴趣……这样一直想下去，只要有一个要求他有一次不能规合，那末就是他在实际文化中不能完全规合于理想文化。第二，个人尚且如此，包含许多个人构成的群体的实际行为之更难规合于文化理想，那是更不用说了。第三，实际文化之向理想文化逼近时，逼近的程度之大小受逼近时文化分子所在的实际情境之影响甚至决定。在同质而且稳定的社会里实际文化规合于理想文化的程度大于异质的和不稳定的社会。这种变化很容易见之于道德行为中。在同质而且稳定的社会里，要婚姻关系稳定，要人说话守信，要人讲义气，都比较容易。可是，在异质而又*的社会里，要人规合于这些要求，那就困难得多。在一个社会文化的变迁里原有文化要件逐渐归于消失或废置时，规范型模常能延续一段时期，至少它在教堂或孔庙或学校教科书里存在。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样的规范型模已与当前的社会情况不合了。例如，现在还要中国妇女守“三从四德”，是不会引起太多人附和的。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内容和原有的道德动力。如果有任何权威把这样的规范型模予以倡导、强调或灌输，那末因它表面的应迫声威犹存且夹杂着现实权威，以致少有人敢于正面迎头反对，而不得不相率作表面的附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定会出现道德的“伪君子”，打起“道德官腔”。于是，道德愈提倡愈空虚，愈没有人听。到了这个地步，道德之被糟践，已是无以复加了。
十 文化与价值
价值是文化组成的要素。价值为文化质料的组织提供种种罗聚的方式。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文化，必须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系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那末该一文化的事物呈现在我们前面时，将为不知有何意义且在时空中偶然碰在一起的一堆东西而已。比如我们游历埃及。埃及人自己正在金字塔旁玩得起劲，我们则瞠目不解，只是傻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摸清埃及人为什么有这种动作之背后的价值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云南昆明等地看见美国军人常请中国小姐一起拍照，但常遭中国小姐拒绝。美国军人就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害羞。”他们的确不明白。他们从自己的文化价值出发，没有摸清那藉中国风俗习惯而展布出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入境问俗”之必要在此。我们不能设想这个地球上有无价值含在其中的文化。我们只能设想有价值而尚未明文化或形诸社会实际的行为，例如，某些道德理想、宗教天国、黄金世界等等。价值常常藏在目的里面。人往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活动，因此也就是为着某一价值的追求而活动。美国商人疯狂竞争是为追逐经济价值；印度人曾成千地跳入恒河是为了追求解脱现世苦厄的永恒价值。价值是有生物禀赋并且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之文化的心灵活动之产品。这种文化的心灵活动回头又延续、丰富或改变文化。文化的改变常为价值的改变。
价值有属于某一个人的，或一小群人的。卓越的艺术家，时代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宗教的创建者，这些人物的价值常常是各自酝酿的。在他们的价值尚未得到众人了解与接纳时，他们的价值只是属于个人的。于是，他们受到冷漠，有时甚至受到*。苏格拉底，早期的皮卡索，早期的萧伯纳都是。一旦他们的价值被众人了解和接纳时，他们的价值便社会化了。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中，最大多数的价值是社会活动的产品。当着一组价值只为社会中一小群人所分享时，这一小群人常被视为特殊人物。例如，“竹林七贤”、“四大寇”。
毫无问题，价值是每一个人的心灵真实内容之一。人的心灵与高级计算机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人的心灵能作价值判断，尤其能作超越一个时代的好恶和一个人群的是非之伟大的价值判断。罗素就是这种人物，梁启超也有这种气象。个人所涵摄的价值，有时是他自己创造的，有时是社会价值的内化，有时是二者之混合。可是，无论是怎样形成的，个人的价值有而且只有这个人的价值才是一切的价值的真正着落点。离开这一真正着落点而谈价值，一概是虚构（fiction）。同样是文化价值，有个别差异。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固然多由社会价值的内化形成，但毕竟在他个人私有经验里涵育。当然，他在其个人私有经验里涵育的价值，一旦见之于行为，可能受到社会的接受。如果他的价值受到社会接受，那末便是得到社化。于是，他产生大家的事即是他自己的事之感觉。他做公事与做私事一样认真。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相同或辐辏于同一目标，而且又得到种种鼓舞，那末就会发挥巨大的动力。在历史上，许多划时代的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含有这个必要条件。狂飙时代，明治维新，德意志复兴，土耳其复兴，工业革进，美国拓殖，辛亥革命，北伐运动，战后亚非反殖*动，都是显著的例子。
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含着说，一个群体或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分享的价值，一旦离开了一个一个的个人心灵，尚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如果尚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那末它是挂在哪棵树上的呢？如果许多个人集成群体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末可能表征而为共同的模式行为，例如，行纳粹敬礼，唱国社党歌，打杀犹太人，争取生存空间。在这类情形之下，我们说有一个“普遍的心”，这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拆开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心灵，哪里去找那样的一颗心？依此，某一价值在某一时代为某一群体所共享时，我们就说这一价值乃群体价值。价值之这样的群体性适足以表现其无名性，而且为什么像是从“良心”发出的。任何价值，当开始内化时，似乎是新的。但是，为时既久，而且前后左右上下的人都是一样的，这种新异的感觉逐渐消失，而且日渐觉得是“若固有者”。中国文化分子从前之敬皇帝就是如此。因为敬久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人间有些所谓“真理”常常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价值对个人及群体的支配力，不仅未曾消失，反而增强。因为大家未自觉而视若当然，行之习之而不察之。这是文字前期的社会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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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文化的普同基础和特殊形色（1）
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些什么，并没有像太和殿的基石般地摆在那里历历可数。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藉着观察、分析、比较及综合得来。所以，严格地说，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一些概念的建构（constructs）。既然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是一些概念的建构，于是无可避免地牵涉到理论问题。既然概念的建构无可避免地牵涉到理论问题，于是难免有所出入。
我们要追寻各个文化的普同基础，首先必须找到各个文化共同的“恒常基本单位”。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基本而又颇难解答的问题。在生物学中，我们可以拿细胞作生物的恒常基本单位。我们拿细胞作生物的恒常基本单位，比拿“一块肉”或“一段木头”要方便研究得多。在物理学中，我们拿原子、核子、美逊等等作恒常基本单位。我们拿这些东西作恒常基本单位，在作物理研究时，比拿“一粒沙”或“一斤油”要有结果得多。各个文化的恒常基本单位是什么呢？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士一提到文化，有的把它说成“人文”和“理性”。如果“人文”和“理性”系指文化的全体，那末我们不能由之而知道怎样的全体形态。如果把“人文”和“理性”作恒常基本单位，那末我们由之建造不出有关文化的任何积极和特定的知识。既然如此，于是它们只是两个空漠的名词。可是，正因如此，任何对文化没有特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