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社会上的种种不和，及政治上的种种混乱，便会随之而发生。中国知识分子相信，那些表现在长久社会伦范里的永恒道德价值，是存在于中国的伟大之处的核心。
这一自我影像之第三个居于关键地位的要素乃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认为一切思想脉络、一切制度、一切形式的行为，必须体现并且表达一组共同的价值。就理想的境地来说，皇帝在圣人之教的指引下必须统御信奉圣教的文武百官。这些文武百官是替皇帝做事，来维持全国及社会的和谐与整齐。工匠和农人必须各安本分，并且各得其养。皇帝的每一臣下必须知道各尽职守。这样一来，国家便秩序井然，社会上无意见的纷扰，无党派纷争，无异端邪说，也无叛乱妄作。
不用说，中国文明的自我影像的这些要素在实际上曾受到许多重大的打击：中国常常遭到野蛮人蹂躏。从纪元后三百年到八百年之间无数的中国人采信印度佛教的价值。一般人不愿或不能依照中国圣人所定伟大原理原则来生活。统治者*、无能；社会被争夺权利的人搅乱了，并且祸乱迭起，以致民不聊生。可是，我们在以上所说的那些要素——跟许多别的要素——仍然保持下来，作为不朽的自我影像之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粹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保存下来的神话。他们要藉此神话在混乱的现状中打开一条出路，来实现和平及昌盛的境域。……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5）
莱特所说的，并非完全限于历史的往事。时至今日，怀抱这种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之中国文化分子实大有人在。
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文治武功之盛，几乎可以比得上汉唐。中国在这一时期，于天朝型模的世界观笼罩之下，在文化上也放吐了一些光芒。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大不相同。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和戴震们治学的方式颇接近科学。但是，他们努力探求的对象不是自然世界，而是故纸堆。戴震的心思是很易进入科学的，他曾比较注意几何学。但是，他所在的时代环境限制了他，使他没有机会直入近代科学的核心。李善兰的数学造诣颇深，可是他也无法与西方数学界共流。另外有些士人则袖着手高谈心性。一般学人士子则忙着做八股文，作试帖诗，背颂诗云子曰，习小字大字。这正是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里所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唐才常对当时一般读书人的描写很妙：“其柔者戢抱免园册子，私相授受，夜半无人，一灯如豆，引吭长鸣，悲声四壁。……其悍者则纂取圣经一二门面语，以文其野芜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脉，填胸溢臆，摇华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清代的几次大的文字狱，把知识分子的心思活动驱向制艺，凝固到四书五经，一切必须“尊古炮制”，雄心被牢笼在科举功名途上。至于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百姓，多属“不知不识，顺帝之则”。这种光景，在基本上是一种中古形态。要中国从她的中古一下子跳进近代，这是很困难的事。
施威雪（Earl Swisher）说：
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是一种故步自封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过分陷于一种传统的型模里，以致不能作那些为了维持其领导地位而行的基本思想改变。就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孔学正统来看，十九世纪的中国很类似中世纪的欧洲。在培根发动知识革进以前，该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浸沉于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许多德性，而且常常是光华灿烂且有良好品格的人，可是他们缺乏弹性，并且是在一个很窄的框架以内思想和行事。
施威雪所说的，和事实对照起来，似乎过分简化。可是，他确实把要点抓住了。中国自第十四世纪中叶至第二十世纪初叶，一直是在传统之中生活着。
文化的变迁相当缓慢。在这一个阶段，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定体系（homeostatic system）。然而，在这同一个时期，西方世界于生活与思想方面都经历着激剧的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中，西方世界从它的中古走向近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邦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改进。这些事变，对于西方本身以及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入而广远的。尤其是工业改进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从十七世纪开始自西欧核心出发，像上帝的手似的重新塑造世界。这种重新塑造世界的进行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在加速度地展进。
我们将上面所述同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景象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对照，便多少会看出西方文化之所以作着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发展是由于许多重要条件之不同所致的。文艺复兴以后，在哲学上，法国出了一位尚怀疑的大师代嘉德（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英国出了一位重经验的研究方法的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及“破执 ”的休谟（ D*id Hume 1711—1776）。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对近代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更多：理性的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其中最杰出的；伏尔泰（ Jean 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大文豪；就思想的相当通达和对时代的影响而论，伏尔泰是法兰西的梁启超。艾撒克？柏林（Isaiah Berlin） 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6）
……伏尔泰要扫除一切黑暗的奥秘和荒诞的神怪故事。这些东西是从怠惰、盲目和处心积虑制造的机诈里产生的。这一切奥秘和神怪故事都是藉神学、形上学及其他各种各色而隐蔽起来的独断教条或迷信之名而出现的。长期以来，无所顾忌的恶汉利用这些东西来愚弄千千万万愚夫愚妇。这些人是被那些恶汉所谋杀、奴役、压迫和剥削的。…
在科学上，从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到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从牛顿到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真是巨人辈出。达勒顿（John Dalton 1766—1844）继德摩克利图（Democritus —）建立原子理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从事奠定近代电学基础。马克司威勒（ 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对于电磁学的贡献无人可以忽略。在生物学方面，出了一位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他花了二十年的时光来搜集资料和做实验。普鲁士的博物学家洪波特（ Baron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开创精神和求知精神，感动了欧洲各国。一八三一年英国放出比格勒（ Beagle）号出发，观测智利、秘鲁海洋和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达尔文就是乘这条船参加这次远征的正式博物学家。这次远征的伟大收获，就是一八五九年出版的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原》）。工业改进大致始于十七世纪，大著于英国十八世纪下半叶，尤显于十九世纪。工业改进之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有非前人所能梦想的。随着工业改进而来的，为资本制度之兴起，经济自由之勃兴，*政治之成长，英国城市之形成，打破梅特涅（ Meternich）所代表的保守势力，自由主义随中产阶层之兴起而高涨，普鲁东（ Proudhon）和布郎（ Louis Blanc）等人的社会革命思想随工业改进所产生的社会弊害而传播。除此以外，列国在海外寻求市场，竞争寻求殖民地。而工业改进之直接的结果之一为“船坚炮利”。“船坚炮利”是一种最“兑现”的物理力量。英法等国就拿这种力量作向外扩张的后盾。
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落后地区”扩展其文化。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西方文化扩张得更广远。诗人齐柏玲（Rudyard Kipling）高唱“白人的责任”。所谓“白人的责任”，就是白种人有责任“教导”有色人种： 要他们采取西方的制度，采取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学习西方的技术。这就造成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接触。欧洲人自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即已从事远洋殖民和贸易事业。这种事业到了十九世纪随着以轮船为工具的交通之扩张而扩张。殖民的先头部队通常是旅客、商人与传教士。随之而来的是影响圈的建立和扩大，以及经济与政治势力的逐渐加强。法国从一八三○年开始在非洲殖民。英国工业改进的结果，造成人口过剩，于是向美国及加拿大移民。但是，英国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不久，路途日蹙，于是目标指向叙利亚、印度和中国等地。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即有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可是他们人数既少而且不太受欢迎。天朝将门户紧闭，不让“夷人”深入内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渐渐扩张，决定改善与中国贸易的关系。但是，天朝没有这个兴趣。何况英国人贩卖进来的货品之中有的不太卫生。两国之间的交涉愈弄愈伤感情。于是，演变成一八四○年的中英战争。结果是中大败，割地赔款了事。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7）
从这个事件开始，陶英贝（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说的“挑战与反应”方式，＇22＇一百几十年来正式在西方与中国之间上演。自此以后，在列国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的损失可重大了。我们现在只列举荦荦大者。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赔款洋银二千一百万圆；除割让香港以外，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商货物进出口税秉公议定；以后两国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在这个条约里，中国的关税自主在事实上丧失了。可是，当时的人对于这方面的重大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