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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开放长江流域；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时大臣以为国都让“夷酋”留驻，有失天朝尊严，而且易遭夷人探刺朝廷意旨，藉机有所要挟。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果订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交换已经批准了的天津条约以外，割让九龙，并且开放天津为商埠。后者是华北门户的打开。
一八七九年日本并吞琉球。一八八一年伊犁收回，但偿俄九百万卢布。
一*五年中日战争，中国新建海军被灭，结果订立马关条约：日割台湾；开放内地四口通商；拆离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一*七年德国藉口曹州教案，占领胶州湾，并强迫租借。俄、法、英、日，群起效尤，各自利用中国的弱点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
一九○○年义和团起事，打杀洋人，焚毁教堂，闯下滔天大祸，引起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订立辛丑和约：中国遣派大员往有关国邦道歉；惩办祸首载漪、董福祥等；直隶等处四十五城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明定出兵各国在天津和山海关等地有权驻兵；大沽炮台等一律削平；出兵各国酌量驻兵以保北京到海口的道路畅通；赔款四万五千万两。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国已经紧接被全面瓜分的边沿了。幸喜一*九年约翰海（ John 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瓜分之祸才被遏止。不然的话，中国可能成非洲之续了。
这种景象，可以用麦克尼勒（William ）所叙述的话来总结：
一八五○年以后，由机械发动的工业之进展，巨大地促进西方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开始，远东的堡垒在西方炮艇之前陷落了，而且几个欧洲国家在亚洲与非洲扩张并巩固了他们的殖民帝国。……
综观以上的陈示，我们就可明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势力，加上因学习西方文化而新兴的日本势力，步步向中国进逼，起先还只限于通商，接着提出领土和传教的要求，最后则摇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把中国天朝型模的世界观给破碎了。
薛福成尝记述胡林翼的一件事情：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胡林翼之死在咸丰十一年，即联军入北京之后一年）。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8）
由此可见当时醒觉的士大夫所抱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之破碎，以及精神所受挫折之严重。所以李鸿章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中西这一连串的接触里，起初是西方人要求中国对他们平等看待。中国人不肯，他们就动手打。这可以说是“打不平”。后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胜了，就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人身上。这真个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自从“西风压倒东风”以后，中国连自卫力也丧失了。
事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自然会提出这类的问题：
中国文化到底行不行？站不站得住？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毕竟优于西方文化？
这类问题，自从清末以来，常常被明显地或隐暗地提出，常常被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这类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什么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复杂。我们现在只能将其中最关紧要的几种指出：第一，与这类问题相干的知识太多，而且迄今太少人认真去作正式的研究。第二，对于这类问题，太多的人一接触时就像触了电似的带了情感作用，并且依之而作价值判断。但是，各人对于这类问题的情感联系不同，因此所作价值判断也不同。第三，带情感作用的价值判断弯曲或岔开了对于这类问题之客观的认知。这么一来，和这类问题有关的言论和思想愈弄愈乱。有的人只发感慨。有的人把“作主张”当做“作认知”。有的人乌托邦式地倾向西方文化。有的人似乎比较严肃，但是却抓紧“人文”“理性”这一两个空虚的玄学名词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似的做观念游戏。有的人一开头有意无意抱着满腔“卫道”的心情来立论。另外有的人怀着“打偶像”的动机要扫荡一切。卫道之士忽略了一种情形，如果别人认为无道可卫而你说别人“未闻君子之大道”，那末只有被人视作酸腐。如果别人本来就不承认那一套“圣人之教”，而你据之以责备别人“叛道离经”，那末只是搬出别人根本就不要戴的一顶价值大帽子来压人。反之，打偶像的人忽略了一种情形，如果别人对于其所卫的道有情感的联系而你要去“犁庭扫穴”，那末很可能会激起他藉搬弄学问来建筑一套自我防护的体制。像这个样子的混乱论争，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要能解决中国文化是否比西方文化优秀这类问题，首先必须建筑导向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路。道路没有铺好，我们是无法走到一定的目的地的。从最低限度来说，中国文化是否优秀过于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在“优秀”的标准没有订立以前，任何论争都没有意义。复次，如果我们尚未建立起公认的世界文化典范，那末说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没有意义，说中国文化劣于西方文化也没有意义。同样，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没有意义，说西方文化劣于中国文化也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我们拿“适者生存”来做标准来评判近代西方文化和在近代的中国文化，说谁优于谁，那末便不是无意义的。
“适者生存”的原则适于说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大量现象。这个原则，稍作必要的修改，也可适用于一个一个的文化之生存发展和萎缩以至于消亡。如果任一文化能够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这个文化是优秀的。如果任一文化既不能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又不能适应它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它是不优秀的。我们可以根据这条原则来观察并衡断古往今来的许多文化。在吾人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也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有的文化寿命长，有的文化寿命短。无论一个文化的寿命长或短，我们总没有理由说一个文化的寿命一定是与人类的寿命等长的。一个文化的寿命之短或长，除了生物逻辑和自然逻辑的原因以外，通常是与它对内部及外部的适应力相关的。人类文化的发生已经约有一百万年以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文化有这么长的历史。在事实上，许许多多文化寂灭了，另外有些文化在转形中扬弃着他们的过去阶段。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不见了；美洲的马耶文化（Maya culture）、印加文化（Inca culture）都是颇高的，但是今日只有遗迹可寻；埃及文化已经蜕变得面目全非；近东的古文化已为石油所淹没；印度文化正在蜕变的过程里。自从中英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困难中变迁。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而文化问题则围绕在“变”与“不变”这个轴心上打转。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近代的重大问题，必须把握着这个轴心。无论中国人自己愿意不愿意，中国文化事实上是在变迁过程中。然而，不幸之至，这一变迁的开端是“船坚炮利”逼出来的。这是一个不良的开端。以后中国文化的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也与这一不良的开端有关。可是，无论良或不良，开端既始，巨大的变动正在进行。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藉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自从地球生成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变是无可抑制的。问题在怎样变，问题在能否把握变，问题在如何变才不会乱。如果科学的理知对于认知并且进而对处理人类的现状和将来能够多少发生作用的话，那末我们就不是没有理由来关切：怎样变才可满足有血、有肉、有心灵的个人之要求，怎样才适合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大环境，怎样才能给大家一个确可见及的光明远景。
我们要能使这些问题走上解答的途径，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首先，我们必须明了什么是文化；其次，我们必须明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再次，我们必须明了变动里的中国社会文化。我们把这些基本条件弄清楚了，然后可以进而对于中国文化的前途作一番探讨。
一 清开道路
近年来，许多人士热心探讨文化问题，甚至引起论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文化”一词，在知识分子之间用得太松泛，因而易于引起思想和讨论的混乱。同时，文化固然不能离开价值；但是，我们在“论及”文化时，是把这里的价值当做一种对象来看待。我们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我们在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之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正犹之乎医师在诊断病情时只能问某一病疾的实况怎样怎样，而绝不可问某病该不该患。问某病该不该患，那是伦理家的事。二者不可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