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说心里话。瞧他这架势，他真要攥着古典写实的符咒玩下去了：这条注定是堂吉诃德式的绝路有多长，他知道吗？就算凭一时之勇死走下去，他将来怎么活？颜料、画布都是母亲支持，母亲又靠的是离婚赡养和政府补助。他目下不可能明白，便是卡拉瓦乔本人投胎美国，活在这商业帝都消费文化中，也得改变画路，揣着简历和幻灯片挨家找画廊哪。
3。 艺术家肖像——奥尔（2）
况且卡拉瓦乔何等脾气！他老跟人打架殴斗，闯了祸就逃——奥尔也打架。好久以后，我才知道在他十七岁那年，为了救一位被强奸的女孩，他受歹人一刀，躺进医院几个月，差点死掉。我原以为那画面场景是他想象的呢。“当时我们把神甫也请来了，”他母亲说，“我为我的儿子骄傲，这是一幅伟大的画！”
奥尔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不沾烟酒、不贪玩、生活俭朴，只想画画，所幸如此而能使他承受日后的贫困和孤单。年事渐长，奥尔渐渐领教了当一个艺术家的全部真实——在纽约，艺术家多得就像蟑螂。他果然追随他的“古典”梦直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画廊要他。其间我数度搬迁，奥尔也移出独住，当我俩结识十年后共用一间画室：那里堆满了奥尔的上百幅画，一幅都没卖掉。
但是古典主义也不要他。
奥尔有才能、有感觉。他躁急的天性（青年才子谁不躁急？）要是开初有所调教，至少在咱中国可以是个很优秀的画家。至今奥尔的手艺总在业余爱好者上下。他老是无法将一幅画收拾完整，闯不过写实画必得具备的那道水准线。
初学的画理说来就是那些条目（少年奥尔同我聊起画来就像个美院教师），可我怎样也无法说动他沉住气将一幅画画死画活、琢磨到底。年轻人有恃无恐的大概就是年纪轻，有精力，我眼瞧他多少次画砸了，画不下去，转眼又重新绷起一块画布，更其躁急恣意涂抹，脸上现出一副赌徒似的表情：非要赢，也知道又会输。
我们谁不曾如此过来？可怜奥尔却长年累月同一大堆半途而废的画苦苦纠缠。年轻人的自负（这种可爱的自负在美国不会遇到任何压抑）经由成长逐渐消退后，奥尔诚恳地将我认作老师（奇怪，他没有画友）。但我如何在他快到而立之年教会他绘画的习惯？是的，不是技巧，只是好习惯：耐心、细心、别太急、有始有终。他没上过名牌美术院校（学费太贵）。要找传统写实绘画的高手和严师，当代美国不敢说没有，却是何从找起。奥尔的视觉环境太好了，他可以随时去美术馆，然而写实绘画在这儿只是馆内藏品，不是活的传统。必然地，就像不少在这条道上一路尴尬的画家，他避难就易往风格化滑过去：忽儿是“逸笔草草”的“表现”手法，忽儿漫无节制的用色，将印象派甚至抽象绘画的皮毛胡乱拼凑，借此兴奋一时。可是他总会阶段性地回向他钟爱的巴洛克绘画，并到美术馆临摹鲁本斯。鲁本斯救不了他，但他得有个神祇才能活起来。在他不自然的追求中，只有一项是相对自然的：有那么两次他绷起大布画耶稣钉刑图（哪位中国油画家会去干这事吗），他的罗马人的英俊侧面贴近画布，努力描绘被罗马人逮捕的耶稣（他画不准那困难的仰面透视）。“我想我就像耶稣，”他有一天苦笑着说，“为了这些画，我把命都交出去了。”
瞧着奥尔，我常想起60年代末初习油画时来往的一伙上海画友。多么相似：少年的雄心，不合时宜的“古典”梦，毫无功利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功利），没有生存压力（穷，但真是开心）。然而相似到此为止。长在美国的奥尔或许不如我们，也可以说，生在中国的我们不如奥尔。出道后——不同的“道”——奥尔和我们就此成为两路人。
我们，当年自知纯属业余，都期待有一天成为专业画家或被“上调”去美术单位，或通过高考进入学院，此后顺理成章当一名只管画画的“国家干部”。不是这样吗？如果两头落空，太多哥们儿就再不画，也画不成了。依旧独自画下去的，就算是好汉，也是乖背时运的人。如今的情形或许有所改变了，那时，六七十年代，记得上海“社会上”真有这样的画家，“闲”在家里，或干别的差事，朋友敬佩他，社会上则看不起，甚至为难、作践他。这种“另类画家”散在中国各省市的犄角旮旯，我们有了“单位”的爷们儿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现在，我的纽约街坊（美国人叫做“邻家男孩”）奥尔正是这么一位油画单干户，租着画室，画具多我一倍，画册堆得没处放。但他既非好汉，也无所谓背运——所有美国艺术家都是同样的角色，他们不必，也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将作别的什么归属：谁喜欢画画，画下去，谁就是“画家”（真简单）；卖出画，养自己，即属“专业”（真不简单）；不卖，还画，就算“业余”（那简直高尚！现代艺术的###基里柯和毕卡比亚，都特意宣称自己是业余画家）。
3。 艺术家肖像——奥尔（3）
美国没有一条文艺“仕途”等着奥尔。他要是咱们的美协会员，那会怎样？在中国，我们这代人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做“选择”：出来了，面对太多选择，我们曾好久不知应该怎样。总之，两者都要付出代价。
哪种代价更契合，或更背离艺术？更值得偿付，或更虚妄？
没有答案。我仅知道自己先后委身于两种代价。奥尔正在付出后一种而浑然不知。邻家男孩长大了，我眼瞧他真的将自己钉上了绘画的十字架。
奥尔结婚了。新娘名叫斯苔芬尼，栗色头发，来自法国南方的图鲁兹。她一见我就说：“我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我问她，劳特累克应该是你同乡呢，她用法语大叫“维、维！”（是啊，是）。
没女人真心爱过劳特累克——在约翰·休斯顿导演的劳特累克传记片里，一位求助的妓女陪这位天才侏儒过了几夜，走了。劳特累克关上窗，打开煤气，爬坐到高脚椅子上等死，等着，他四顾满墙的画，发现某处欠好，就爬下椅子调开颜料画。画着画着，他把窗户都打开了——奥尔比劳特累克幸运得多，斯苔芬尼死心眼儿爱他，至今仍用爱人兼崇拜者的目光朝奥尔斜睨过去。她和新生婴儿成了奥尔此后画中的模特儿（好比一组私人“圣母”、“圣婴”系列），为了养家，奥尔开始打工（画广告，画阔人家游泳池畔的壁画，或者饭厅的天顶画）。每年夏季，一家人去法国度假。奥尔的画渐渐温柔起来，出现普桑或柯罗的影响，但也出现了奥尔画中过去没有的“美丽”和“愉悦”：他头一遭面对卖画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发现画是很难卖出去的。
婚后，奥尔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租下一间便宜的画室，更加疯狂作画。由于不断得出去干活，画室常常闲置着，为了有人分摊租金，也为了就近看我画画，他一再劝说我挪过去。我犹豫，我也要养家。但当我推开画室的门，闻到满屋子松节油气味，立刻决定同他合租。那一阵我也开始画大画，时间是1991年。几年后奥尔辞退画室。第二个孩子诞生后，他家计更重了。
我伴着一屋子奥尔的画。最大的一幅占据整面东墙，花了奥尔五六年时光，从未完成，画满比真人还大的男女裸体和婴儿（当然，全是他和斯苔芬尼母子），构图是丁托列托式的各种透视，背景有希腊殿堂、荒原，或为构图设置的倾斜布幔。同一构图更疯狂的计划在上东城一个阔人家（那是唯一赏识奥尔的伯乐）的三层楼梯过道墙壁上实现了：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罗马战役的各种角色减约为奥尔一家三口，又被他画成上百个复数，拥挤纠集在狭窄而不规则的墙面上，当奥尔开灯照亮壁画时，我发现错误的形、刺目的色彩、匪夷所思的姿态获得奇怪、动人的效果，虽然他的创作意识远未涉及后现代画家如基亚、克莱门特或施草帕处理同类题材的形变或风格因素，但他的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在这儿转化为装饰，这装饰既被注入奥尔的激情，又被这座豪宅的楼梯间赋予形式。我由衷赞美，这回奥尔没像七八年前那样咧嘴傻笑，他抱住我，委屈地喃喃地说：世界上只有你理解我，只有你理解我。
我仍然没说心里话。是的，我理解他，因而怜悯他的挣扎，我比他还要感谢那位房东给他机会，付钱让他疯狂；但凭什么我怜悯人家？这位“罗马人”（但愿真是）勇敢而无望地扮演着欧洲古典艺术的当代英雄，我尊敬他。就人种和文化而言，这理应是他的梦想。多年来我难以调和对奥尔暗藏的怜悯，现在我可以释然于心：这壁画终于给了我尊敬他、赞美他的机会。
那道楼梯是奥尔唯一能够与之搏斗的堂吉诃德式的风车。没活干时，他翩然回到画室。一画单幅架上画，他又难自把握。他努力画些被我们称作“商品画”的东西，在画中，永远作为模特儿的斯苔芬尼扮成盛装贵妇、绿野仙女，或是身在华屋的裸体女子。这些画法粗糙、内容甜美的画和他的耶稣钉刑图之类堆满墙角。若有画商来访，我就转而介绍奥尔的画给他们看。我眼见许多生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地画家天然不懂生意经，每当奥尔面对一位画商，立马面红耳赤、言语生硬。老一套的推脱照例是这么开头：啊，美极了，不过听着，年轻人……奥尔争辩起来，宣示自己的美学，援引美术史，男中音越来越响。
3。 艺术家肖像——奥尔（4）
人家走了。门关上。安静。奥尔的脖子很久还是红的，但一声不响，低头继续画。如果我在这儿写他当天画得很不顺手，把颜色全刮去，重重地将画笔掼在边上，就太像小说了，但真的曾经这样，我在场，我也一声不响。
他从未抱怨过——我不记得听到美国艺术家为了卖画不成这类事絮叨。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