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页。。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原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及刘次箫、张敦讷等。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研究会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
消息传出，风靡泉城。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何思源主持会议，请李济演讲，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地文化人蜂拥而至，一座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
李济先讲山东发掘为何首选城子崖。他谈到，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得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起发点。大部分学者都选择夏、商、周三代，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此时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长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就可解决。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虽已大备，然而经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所以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及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城子崖的发掘，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为推翻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李济讲到，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好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来，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这学说自然由此得了些强有力的新依据，不过就这些已经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实证。因为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东南，河南的东部，以及山东一带，尚没有发现这类的陶器。所有这些新发现研究的结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问题：中国内地东北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李济的演讲，无意中点燃了听众的民族主义薪火，也成为争取支持的最好动力。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9）
演讲完毕便是自由提问。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何不同？”李济答道：“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东城子崖首次发掘开工前。后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济。（李光谟提供）
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李济的幽默与机智激起一片笑声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页。。
傅斯年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李济有运筹帷幄的缜密，加之傅斯年吴金鼎何思源王献唐等人缘地望，城子崖发掘已是风正帆满……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
这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采用了考古层位学的方法，详细绘制了地层图。“地层”一词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天长日久必然会在原来的生土上堆积一层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层。在灰土层中，常夹杂着人类活动的遗物，这种包含人类文化遗迹的灰土层，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地区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层”。如果有一时期没有人类居住，就会堆积一层天然堆积物，如水流冲积形成的淤土、风吹形成的沙尘以及草木朽烂形成的腐殖土等等。这种自然形成的堆积层，考古学上称之为“间歇层”。如果没有发生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犹如一部人类生活状况的纪年史。
这次发掘颇为顺利，先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于当年１２月８日结束。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李济将发掘物，交给城子崖的发现者吴金鼎负责整理。半年之后，吴金鼎将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刻完记号，整理完毕，并形成了对龙山文化的总体思考，写出《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0）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也笼罩着一层战争的烟云。这年夏天，取得哈佛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返国，应李济之邀加盟考古组。１０月，李济便将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重担交给梁思永。
城子崖遗址经过连续两次发掘，获得了重大发现，遗址内呈现“三层叠压”的壮丽景观。最上层是周代文化城址，曾为古谭的国都，已使用青铜，陶器以轮制为主，有正式的文字，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印证，所属年代由此推定。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层，属石器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但轮制已出现，所出土的黑陶和粉黄陶，技艺精湛，造型奇特，极富创造与想象力。此类工艺，到上文化层时似已失传。
城子崖出土物的卜骨上层只用牛胛骨，下层兼用牛、鹿胛骨，故可推论上、下两文化层虽属两个时期，但实为一个系统。由卜骨而知，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最直接的传承关系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４—９６页。。另有多件出土物也看得出与殷墟的关联，如版筑与“夯土”，也可以反过来重新认识殷墟的建筑遗迹。
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的黑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化体系的代表，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李济认为，“龙山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历史期间的重要桥梁；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傅斯年以诗的语言称颂城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此次发掘工作，“为史前时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他在《城子崖·序》中写道：谈到这一个发掘工作所获取，本书之众位作者或不免“求仁得仁”之喜。到山东去作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发现很别致的黑陶，众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设定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黄河上游。到殷墟以东作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先在城子崖作考古发掘，本是想藉此地为发掘临淄瑯琊及其他海滨地带之初步尝试，已而此一发掘所得者，使我们遵循海滨工作之兴趣更炽盛。科学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一工作之影响所及，要待他工作出来，然后可以认定。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考古时代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