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是一个更好的例证，翻阅一下会议文件就能体会“他者的崛起”造成的变化到底有多么深远。此前的历次金融危机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七国集团（和后来的八国集团）出面解决。在以往的危机中，西方都扮演着“严厉的教师”这一角色，声色俱厉地向一个“不听话的班级”训话。然而，如今它们讲授的课程似乎已经声名狼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求亚洲人采取三个步骤：让经营不善的银行倒闭，对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实行高利率货币政策。但在它们自身陷入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在这三个方面采取的措施却与此相反。
无论怎么说，西方都无力单独化解此次危机。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中，有效的应对措施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博弈方共同参与，这当然包括几个名列前茅的新兴经济体。对于资金供应来说，中国和沙特*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在合法性方面，传统的西方俱乐部已经过时，因为它作为旧世界的残余，已经无力再傲慢地向全球兜售药方。正如这次危机所表明的，就连美国也无力再自行其事了。在此情况下，20国集团（八国集团加上主要新兴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了领导人峰会。
当然，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国集团峰会仍然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小布什总统仍然扮演着设置议程的主要角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之新并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非要把美国扫地出门。事实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大洲以其他大国无能为力的方式施加影响。按照德国作家约瑟夫·约菲的话说，美国仍然是“公认的超级大国”。然而，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采取共同行动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已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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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就像一头怪兽，经常是“有志者事难成”。阿富汗战争是成功的多边行动的典范，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战争在开始的时候，得到了联合国和全球社会的支持。这次军事行动迄今已经持续了7年多，来自英国、加拿大、波兰甚至法国的军队先后加入。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各国政府共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但尽管如此，阿富汗战争仍然行将失败。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控制的地盘不到全国的1/3，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发号施令的仍然是各路军阀。塔利班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鸦片成了阿富汗的主要出口物资。大多数国家—从巴基斯坦等邻国到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急于从阿富汗脱身，而不是与美国一道继续奋战。面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步的国际主义经常是一败涂地。
阿富汗的教训向世人昭示：多边主义既非易事，也不可能总是管用。然而，阿富汗战争之所以受挫，在于美国的漫不经心：小布什政府太热衷于兜售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后来还真的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正因如此，在阿富汗的行动还有挽救的余地。要想解决目前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多边行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我们今天面临的任何问题都蕴涵着一个机遇，那就是它们针对的远非一个国家。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传染病、能源和安全等，所有这些挑战都要求各方通力协作进行应对，有时还需要建立制度，以确保合作的贯彻执行。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传染病一旦爆发，必将大范围地蔓延开来。这意味着各方都迫切需要尽快查明病因、隔离感染者和探索治疗方法。从理论上讲，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介入，要求有关方面向其报送病毒样本，由它据此做出权威性的诊断，进而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协定。但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缺乏资金和人手，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规则。
这就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面临的世界：乱象环生，吵吵嚷嚷，解决起来绝非易事。不过，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和平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某些标准（如平民死亡率）来衡量，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基地组织是21世纪的第一个重大威胁，但由于它崇尚暴力并且不惜杀害平民，就连*平民也不放过，世界各地的*都对它深恶痛绝，因而它成了无处藏身的过街老鼠。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位具有多种族血统的美国人，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生活过。他的父亲是一位穆斯林，他本人的中间名就叫“侯赛因”①。他当选美国总统令恐怖主义组织惊慌失措。在最近的一次视频讲话中，基地组织领导人又开始对美国新总统进行软弱无力的人身攻击，把奥巴马贬为一个“黑奴”。他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奥巴马的当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却对基地组织的邪恶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
当然，也有人老调重弹，认为和平将在权力转移时期被打破。自从修昔底德指出“权力由斯巴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以来，学者们一向忧心忡忡地看待权力转移时期。但这次权力转移有所不同，只要能够进行正确地掌控，“他者的崛起”并非必然造成动荡。美国并非在迅速衰落，行将由另一个国家取而代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次危机中，所有国家都挤在一条船上。正因如此，其他国家完全可以为维护稳定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期间，前往莫斯科斡旋的是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而不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2008年夏天，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开始和谈时，扮演“和平掮客”角色的是土耳其而非美国；2008年5月，当黎巴嫩再次陷入派别混战时，唯一能使各派回到谈判桌上的人是卡塔尔酋长。在上述任何一个事件中，美国都丝毫不引人注目。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今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在一个更加踌躇满志的世界上，虽然会有更多的对手和蛊惑人心的领导人，但同时也会涌现更多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谈判家和地区领袖。如果这一方面能够得到有效地组织和鼓励，我们生活的世界必将成为缔造和平的更佳场所。
多数大国都与美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和理想，这些共有动力应当能够推动世界朝着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前进。真正的危险仍然是：美国的作用有可能不到位，从而引发更大的混乱和不稳定；要么就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使其他国家深恶痛绝并进而自行其是。对于维护全球稳定来说，管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任务。美国必须为世界提供能解决重大问题的规则、制度和服务，同时在国际体系中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留出更大的空间。
几十年来，美国并没有真正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但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同样没有做到。欧洲也迟迟不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移交权力，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一样小心翼翼地捍卫着国家主权，而且往往是过之而无不及。无论这种局面是由谁造成的，在经济、能源、气候变化、疾病、毒品、移民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完善和加强全球合作的规则和制度的有效途径，世界就将经历更多的危机，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将更加盲目，特别是会更加不及时、不到位。如果世界大国无法深入而持久地开展合作，我们就不可能不伤元气地摆脱此次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上携手合作，请设想一下这将为各方带来多少机遇。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朝着这一方向制定了新的规则，从而使非同寻常的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向全球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那么，穷人中最赤贫者的生活和医疗水平将会得到改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挥出自身的潜能。
假如我们真的携手摆脱了此次危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无穷无尽的机遇。世界经济为所有地方的人都展现了过上体面生活的美好前景；通信技术使我们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学习，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进步；政治合作则能够遏制大国争夺的冲动。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人们每天都在做着令人拍案叫绝的事情。现在该是各国政府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探索新型合作模式，以展现人类聪明才智的时候了。奥巴马和当代各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从而为我们在各方都深受其害的重大共同问题上开展真正而有效的全球合作创造条件。这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新的架构一旦建立起来，世界和平、发展和自由就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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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醒（1）
美国人也许对“美”赞不绝口，但真正能令他们为之震撼的是“大”。想想如下事物便一目了然：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树、纽约的中央大车站、迪士尼乐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美国军队的建制、通用电气公司、麦当劳（奶酪）双层汉堡和超大杯拿铁咖啡。欧洲人崇尚复杂精妙，日本人偏爱小巧玲珑，美国人则青睐气势磅礴，对超大规模更是情有独钟。
这也正是中国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中国是很庞大，但却相当贫穷。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The Good Earth）（后来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是这样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