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小曼现在和我在一起。
我从不相信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变成的。即便是，也不是心肝宝贝，至多只不过是盲肠。因为我知道，激发一个女人的好奇心远比鼓动她的恻隐之心要有用得多。
有时候，我想，朱赫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所谓复杂，也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家庭的冷漠。他对母亲的不忠，表现得像一个局外人。他失去了上一代人固有的那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亲和力，留下的是生硬、刻板、固执和自私，不会再把家庭的解体看得那么重了。他很理智，应该说我们都很理智。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自己的学业、未来、享受，再不会有多余的操劳了。很小的时候我曾经看过龙应台女士的一篇文章，她用她细腻的笔触给我勾画了一个在孤独冷漠的世界中一点温暖的图画：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
但是现实并不是唯美的，朱赫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他心中的美好早在那天夜里就伴随着母亲的呻吟声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曾经有一个作家说：“文人的美体现在对社会的无用，一旦失去了这种无用美，而和各种社会作用相结合，也就丧失了作家美的潜质。”于是他又说：“无产文人生活格调底下，惨不忍睹。”他不喜欢这个世界，越是了解就越不喜欢。相反，还有一些作家是不了解社会的，竟也去讨厌社会。这是中国近20年来所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大学里，我也越发发现了这种悲哀。和朱赫一样，我们在探究这个社会的时候各种无法理解的荒谬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年初的时候，几个文坛的朋友要合伙制作一部DV，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投资商。投资商声称自己对艺术太执着了，最近正忙于拍摄一部叫《奉城谍影》的电视剧，一定要把它拍成中国的《卡萨布兰卡》，所以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我当时觉得这种自述式的言表过于虚伪，于是我祝福他，但愿他能拍摄出来一部中国版的《卡萨布兰卡》。
我一直在写作，想把自己对生活的无奈充分地表达出来。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带着虚伪的面具。我和朱赫一样，在大学里满眼的是对世界的迷茫。很少有人去寻找真理。但是朱赫又和我不一样，他对那种天真的真理追求者是不抱以什么好感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原动力，仅仅是虚荣而并非是对真理的向往。朱赫不是一个成天思考的边缘人，只是在爱情失败或是被家庭问题困扰的时候，倒在床上想上一刻钟。每个人都不能天天想着真理，朱赫是一个理智的人，他已经大三了，他没有时间因为家庭中的一点不幸或是荒唐就放弃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职位、考研、爱情。朱赫是一个太现实的人，他可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放置在幻想里。也许他把日记给我看是打算开始玩玩，但是当我看了他的文字之后，我知道他绝对没有把文字当成做秀。这也验证了那位作家的话，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字来。
于是我们这些人就在想，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作家是不是天天窥视别人的隐私然后抖出来骗稿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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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九（3）
作家是不是总想着在街上遇到的漂亮姑娘正好会看上自己？
作家是不是见到个漂亮异性就说“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你怎么那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呢”，结果人家上来就是一巴掌，说“我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作家是不是光凭借着写作积累资本，然后过几年就改行当大厨或是司机了？
作家是不是靠写字卖乖，然后说自己“不是搞文学的，别把我想得太神圣了”，就脱离了人们的视线了？
作家是不是靠骂几句人，再做个单曲就出名了，然后说自己是歌手，千万别把自己当作家？
作家是不是当主持人觉得没意思了，就写了几个字，找个外国人嫁了，就觉得自己是行为艺术了，全国人民就一定要对她另眼相看了？
有个新兴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说：“你想标新立异，起码也知道什么是炒勺、什么是扁铲吧！你拿个痰桶当大勺说是标新，谁他娘的敢吃啊？”
写着写着，我就对写作绝望了。像朱赫这样的人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中精神的空虚，我不行。
也许朱赫是对的，我就应该像他一样，面对母亲的背叛、父亲的冷淡，表现得置身事外。朱赫太聪明了，如果换位，我就完全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朱赫想得比我多，他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庭和每个月都能给他寄钱的母亲，他更需要一个给他后勤保障的父亲。所以，朱赫暂时绝对不能允许这个家庭破裂，那将打破他的梦想，中断他的学业。那个新来的陌生男人不能让朱赫产生任何信任，在他瓜分了这个家庭一半的财产之后能否继续支持自己的学业，朱赫不得而知。
我坐在写字台前，翻看着朱赫的日记，发现自己和朱赫的痛苦是那么相像，都是一种无法说话，被自己逼去发言权的沉默。很多编辑都说我写的东西格调低下，但是我想，迎合别人口味的写作才是格调最低下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配谈格调的。因为当我又开始按着编辑的口味去写写爱情时，我发现我写的爱情总被刻板的思考冲刷掉了感性的味道。我也知道范柳原和白流苏在电话中缠绵地说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具有美感，但仔细一想，这牵手共赴夕阳的浪漫却需要用一生的光阴去履行。我想我和正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我是在相信爱情，而别人在把它当做信仰。既不能说亵渎，也不能说豁达。这便是现实与美好之间的矛盾之处。在许多艺术作品中，一见钟情之后紧接着便共赴云雨、畅游巫山，鸳鸯戏水、比翼双飞；在现实中，人们总是把爱情当做品尝生活的作料，而性则是爱情的佐酒。
我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被编辑责骂成“不青春”，和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于是我又一次进入了写作低谷。
于是我又开始写网络小说。我知道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凭空想象出太多的帅哥和美女。常常有几个小时就产生的爱情，初时大家约好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当天晚上就变成了柏拉图式的性爱。
另外苏格拉底没有因为相貌问题而耽误爱情，却循规蹈矩地遵守法律。历史上很多的第一次都成了具有开拓精神的浪漫主义的代表。比如几十年前饭都吃不上就给恋人送一束鲜花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勇敢，而今天苏格拉底式的还债遗嘱和很多因受打击而摔碎手中器皿的电影镜头一样被划入平庸的行列。编辑们要求的一般都是“即浪漫又脱俗”，约会的场景要么就是西洋景，要么就是有着大场景的色彩铺垫。他们的口味一般都是两个恋人在天台上像《无间道》里的卧底一样谈恋爱，或是找个西餐厅接吻；而我的思想还停留在老朽的状态，认为在学校里是不能接吻的，于是小说里的主人公会在给小姑娘送完纸条后害羞地跑开。编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用纸条啊，手机短信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说：“我当时写纸条的时候就这样啊。”
编辑说：“你这么干，放现在的小学里，那小女孩都直接回你句‘土鳖’！”
朝酒晚舞九（4）
我当时想：这都谁养的孩子，怎么蜕变得那么快！
当我把再也浪漫不起来的爱情写完时，我知道，我再也当不成作家了。
反叛的大门随时为我开放，我曾试着迈出，但走了几步就被人三拳两脚打了回来，可是朱赫早就知道结果，他比我聪明，根本就不想出去，他觉得这样窝着挺好。
石康说，他写的故事来源于生活，却和生活格格不入。
朝酒晚舞十（1）
朱赫高中的时候，他父亲就得了一种“针对性阳痿”，而且一病就是十年。朱赫数次看到父亲偷偷地往抽屉里放某种药，然后把抽屉锁牢。
这十年夫妻俩总是在朱赫面前吵架，朱赫的母亲一般就这么几句台词：
“跟了你算是白跟了，要钱钱没有，要人人也是个废物。”
“我要是你，我都没脸活了。”
“你说说，你除了知道吃饭睡觉你还能多干一样？”
这时候朱赫他爸总会愤怒一下，然后威胁要走。
朱赫他妈就这么说：“你走吧，我对你放心。”
朱赫在这种时候总是装成一个白痴，开始的时候朱赫还上去劝劝，到后来，连劝都懒得劝了。朱赫的父亲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是他已经没法知道这个由二奶进化成的夫人与私生子组成的家还能给他多少幸福感了。他也明白，自己现在连身体力行请求原谅的能力都没有了，那反而是对自己的自尊心的又一次戕戮。朱赫明白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指望她能立刻就变成淑女。朱赫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头脑的人，当初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就因为她的骂街，直接导致了朱赫父亲的形象破灭。本来朱赫的父亲还想要再拖拖的，结果没能遂愿，前妻到底是分了房子离开了。在房子的问题上，朱赫的父亲是不在乎的。前妻至少还有个女儿要养，他并不想做得太绝。而朱赫的母亲就不这样想，心里净算着房子，算到最后说：“要房子可以，生活费没有了。”
前妻把气都撒在她的身上，说“不要就不要”，啐了口吐沫在她脸上说她不要脸，还厮打了好一阵。最后前妻对朱赫的父亲说：老死不相往来！刚过了半年，前妻就卖了老房子搬走了，朱赫的父亲想看看女儿都要赶好远的路；再后来，前妻干脆就带着女儿搬到外地去了，朱赫的父亲想看也看不到了。
现在，一家人的好日子似乎是到头了。朱赫知道，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