酵獾厝チ耍旌盏母盖紫肟匆部床坏搅恕�
现在，一家人的好日子似乎是到头了。朱赫知道，母亲才刚40岁，而父亲都快53了，他自然了解为什么父亲现在很少回家了，也明白母亲为什么天天打麻将去了。但朱赫到底是聪明人，他不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他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把大学读完，如果能再多走点桃花运，在这期间多“临幸”几个女孩儿，那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所以他最关心的，是每月的生活费能否按时寄到。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父亲让他多照顾母亲的电话。有时候他也会动动恻隐之心，但是一想到李小曼或是什么新目标，他就把这些都抛诸脑后了。
有时候朱赫也在想，他这样是否对得起自己的父亲。但是转念又一想，自己的母亲更对不起他：在外边有人，并且还猖狂到领回家来！这样一想，他就不把自己的事放心上了。他知道，父亲作为一个男人其实挺苦的，得什么病不好，非得是阳痿。这病对男人来说简直比艾滋病还致命。
前两年，朱赫的父亲能因为妻子与其他男人说几句话就和她吵起来。那时朱赫就知道，他也开始变得敏感了。于是朱赫从那时起就开始特别注意饮食，甚至于不吃香菜，不喝可乐了。遇到宴席，筷子也绝对不会碰和香菜有关的任何菜，即使有人夹了一筷子过来，他不好意思不吃的时候，也会再夹上几口洋葱，抵消回来。
放暑假了，朱赫不得不回家住，他母亲就没有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因为她知道，朱赫曾经去她说的地方找过她几次，但都扑空了。所以，她也就只好不出去了。
夜里，我又在一个人读着朱赫的日记。宿舍里的舍友们早已经睡熟了。看他写的东西，总觉得这家伙脑袋里都是不正常。因此，我一点也不可怜朱赫，因为他没有理由被可怜；我也不觉得朱赫傻，因为他一点也不傻。
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类型的人都是人，没有必要分得多清楚。朱赫就经常对李小曼说：“这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幸福和不幸的人。”南怀谨先生写散文的时候，总持着一颗平常心，写出来的文章也是水一样的平静。他认为，即使是皇帝，也是值得同情的。南老先生一段很生动的描写，说是皇帝连做爱都要听太监的，如果太纵情了，门口的太监马上会喊出一句“皇上注意龙体！”而###就和他唱反调，他总是认为皇帝不会有黎民百姓那样的苦衷，即使有，也是幸福的。于是，皇帝在南老先生的笔下还不如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以娶了七房老婆为豪。南老先生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而余先生则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未免会有些偏激。一个连做爱都被人管的皇帝，确实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但是想回来，有那么多人可以被他任意挑选，他心中也该平衡了吧。
朝酒晚舞十（2）
于是，我心中也就替朱赫平衡了，更替自己平衡了。
朱赫的日记一连两个月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录中继续着，我已经看完了一半，看着剩下的一半日记，我心里好像已经有了要讲的故事。我开始准备纸笔，把朱赫和我讲话时的一笑一颦都记录下来。
第二天早上，李小曼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要我上完新闻学的课之后和她一起去百胜买件衣服。我刚从被窝里爬出来，还没刷牙洗脸，就只好陪她出去。李小曼在我眼里是一个特不麻利的女孩，我刚认识她时，想约她出来的话，至少要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她半个钟头。
我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看《列宁在1918》觉得很有意思。但我看完全片后只认为手法单调，人物模式化。后来我陪着我叔叔又看了一次，在那段白天鹅芭蕾中，我看到了所谓的“有意思”的原因。因为我叔叔会心地微笑了——芭蕾舞演员们丰满的大腿成就了那个年代的幻想，因为那时无法在《红灯记》里透过土布外罩看清李铁梅的内衣。而现在，李小曼穿衣服的时间却和衣料多少成反比。
但是要知道，像李小曼这样的穿着在大街上其实随处可见，如果她总是低头看自己的胸够不够丰满，再拉着我问对面的女孩身材有没有她好，我想我会被她烦死。从这一点来看，她那种似乎没什么来由的自恋也不全会带来令我困扰的结果。
李小曼的缺点其实挺少的，基本就是自恋而已。那种自恋已经渗透到骨子里，从她的一举一动中都能体现出来。李小曼和朱赫不同，朱赫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想学习的事，所以他才被同学们当成怪物；而李小曼只关心哪个女孩儿穿着香奈儿上街了，明天也要买一件更好的。这样的女孩儿，并不是朱赫所欣赏的，但是朱赫却喜欢她的直爽，她的那种北京女孩儿特有的气质。这种喜欢也许不能成就一段感情，朱赫和我都认为，李小曼是一个最适合当哥们儿的女生。
朱赫追李小曼之前，曾有一段小插曲，在我们男生宿舍中流传了很久。一天晚上，他们宿舍里几个舍友忽然约了他一起去网吧包宿，后来，他在网吧里玩累了，也没有和舍友打招呼就自己回去了。朱赫在宿舍里看书，天冷了，热空气都往上走，所以朱赫就爬到上铺躺着看。看了一会儿，宿舍里进来了一男一女。那时朱赫刚要睡着，听到一些声音，就往下看，就这么一会儿工夫，那两个人就已经亲热上了。那一晚，地动山摇，朱赫一动也不敢动，弄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那个舍友要偷偷把女生送出宿舍去，因为之前太急，衣服随随便便地扔了一屋子，他就爬到上铺去找，结果把人家吓坏了。那女生也不敢喊，抱着衣服顺着窗户上的绳子就下去了。这事情后来在男生宿舍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说朱赫的意志力强。看完了朱赫的日记，我才知道，原来这段掌故才是朱赫联系上李小曼的最终目的。
于是我吸收着朱赫给予我的营养，开始了新的写作。
家里曾留着文革时期的手抄本小说，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中国人讲究厚积薄发，但在长时期的思想禁锢后，任何形式的表达都会汇积成江河。我和几位文坛的朋友打算出一本合集，几位已经成家的中年前辈爱才得很，约了我们几个出来吃饭，对我说：“写作要趁早，很多作家的写作黄金期只在二十几岁。”那时他们正面临人到中年的困扰，同时在写作上“难产”。
很多人认为作家是把精神财富分予别人的人，只有优秀的作家才被读者推崇。但是，我更认为作家是把自己的精神出卖给别人的人。我知道自已早己不对这个理想报以什么希望，它只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盲目的童话构思。它过于遥远，甚至遥不可及，当这个童话的泡沫破裂开来时，我并不痛心疾首，而仅仅是感到一种失落。我开始崇拜1927年的瞿秋白和1949年的毛泽东，前者的心态与失恋者吻合，后者则代表婚后生活。爱情的成功或是落败都有种理想真空的感情，那一刹那曾一度为之疯狂的东西失去了故有的光环，就像革命者由对革命的乐观豁达到悲观，这一切转折都在瞬间诞生又灰飞烟灭。于是我又把写作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山峰，竭力想去发现生活的边边角角，以弥补自己生活阅历的不足。
。 想看书来
朝酒晚舞十（3）
我爱上了“云烟”。这种香烟有着质朴的外型和柔和的烤烟醇香，校园里只有一个地方卖。一位云南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了一种内部发行的“云烟”，白色的盒子，狠狠地吸上一口，会醉，那种感觉让我迷恋了很久。不吸烟的人无法理解那种心理上的依赖。
我把写作当成仅次于爱情的生活元素，但是没有人在意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那种可以使人精神崩溃的孤独感。作为一个以“作家”自居的人，我不能容忍任何一种对创作的不负责。比如一段电视广告是这样的：
男人甲对男人乙说：“你不是得了前列腺肥大了吗？”
男人乙说：“好了，多亏了奉城××医院男性专科！”
每当这时，我就越发地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朱赫给我了一个能让我继续写作下去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更加明了了自己的孤独。我想，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作品能否发表了，我需要的是对思维禁锢的控诉。朱赫和我一样，都是在糊涂中保护着自己，我们都无法对对方质疑些什么。他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认真而调笑过我什么，而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把他的故事当成笑柄或是谈资。我轻轻地从床上下来，惟恐打扰了正在熟睡的舍友。自习室里，朱赫正在独自准备着学生会戏剧社的话剧《基督山伯爵》。他高声朗读着伯爵先生的信，酝酿着几乎和他具有一样感情的声音：
莫雷尔，告诉那位你将终生眷顾的天使，请她时时为一个人祈祷，那个人，像撒旦一样，一度曾自以为可与上帝匹敌；但现在，他已带着基督徒的自卑承认只有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的智慧。或许那些祈祷可以减轻他心里所感到的内疚。至于你，莫雷尔，我对你说一句知心话。世界上既无所谓快乐或也无所谓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最大的快乐。莫雷尔，我们必须体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
所以，我心爱的孩子们，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直至上帝揭露人的未来图景的那一天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你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爱德蒙？唐太斯
我等他背诵完，才走进房间，问：“你们这剧本谁写的？”
朱赫看看我，笑了笑：“大仲马。”
“你的日记我快看完了，写得很深入，只是一些故事叙述上缺乏逻辑，好像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本来我也不指望我写的东西能怎么样，不还有你呢吗。”
“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还要写一段时间，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