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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北京关系的裂痕，使苏联无法在劝说中国停止核计划中起到任何作用。6月24日，在西德波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一位记者关于中国的提问。他在回答中暗示，在决定实施核计划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引来报复，即潜在的威胁。北京对此则谴责说，肯尼迪的策略是“在向苏联示好，反对中国，破坏中苏关系”，而莫斯科则已经陷入了华盛顿的圈套。①
肯尼迪很清楚，由于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对中国施加任何压力，迫使中国人放弃他们的核计划。任何经济制裁对中国都无济于事。无论如何，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超过15年的经济制裁，而中国却没有屈服。
1963年7月20日，美国、苏联和英国最终签署了《有限核禁试条约》，但北京却谴责这个条约，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项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核威胁。“中国谴责：《有限核禁试条约》是一个骗局，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核优势，阻止中国拥有核能力。”①时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称：“在这年春天，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未经宣布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这就是苏联接受不平等的《有限核禁试条约》的原因。这个条约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①
当中国马上就要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时候，美国政府希望与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然而，赫鲁晓夫拒绝了，因为他害怕失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信誉。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谴责他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了。不管怎样，华盛顿都对这个条约感到满意，因为它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破裂，同时也给美国创造了许多对付中国的有利机会。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Curtis Le May）将军指出，它确实能够分裂中国和苏联。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厄尔？G。惠勒（Earle ）上将看得更为长远，他说：“尽可能地分化你的敌人或者促成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裂痕始终是一个正确的军事原则。”①
正如美国所愿，《有限核禁试条约》加深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但是，由于担心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会再次联合起来，美国不愿意独自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免除了苏共领导人的职务。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成功地进一步分裂了中国和苏联，但是它们无法再对中国发动军事行动。如果它们成功了的话，那么世界就会遭受一场真正的核武器大屠杀。令整个世界感到幸运的是，肯尼迪总统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否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将比他决定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灾难更为严重。
无独有偶，1965年，由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主编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公开呼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以便保护美国和亚洲，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①巧的是，40年后，华盛顿著名的新保守派思想家大卫？弗拉姆（D*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又建议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核设施，并对其进行海上和空中封锁。①
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早已恢复正常化，不再面临充满敌意的对抗。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身，并且“那些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复它”。人们只是希望，中国、美国和朝鲜都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益。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1）
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Hossein…zadeh）认为，海外军国主义在过去给美国国内精英和工人阶级带来了巨额的红利。通过帝国主义，美国实现了繁荣和提高了生活水平。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下进行自由贸易，开始推行“仁慈的帝国主义”；同时又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合法的*选举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经历了长期的繁荣，美国的商业和整个国家都获益于这些海外军事冒险行动。①
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在后冷战时期，从成本效益分析角度来讲，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在海外部署军队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如果美国新军国主义的利益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那么“军事扩张、远征和行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①
在美国，人们对这个新的美国军国主义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谴责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是他们“设法使美国走上了战争和军国主义之路”。有人指责布什总统，因为他缺乏外交事务知识，对政治的理解是传教士式的，并且自称战争总统。有人指责华盛顿的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于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动机，最流行的看法是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在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侯赛因…扎德教授指出，美国新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并且将之称为“军事低成本或寄生的帝国主义”。①
从历史上看，这种寄生性军国主义的发展在于一种“美国为军事设施而分配现有财富和宝藏的欲望”。①所以，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和海外冒险并不是非常符合国家利益或国民福利，而是服务于特定的军工联合体利益集团。为了证明增加国防开支是正确的，这些军工联合体试图制造一种“战争氛围”。因此，海外军国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两个集团争取政治影响的斗争。一个集团是“多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个是“单边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倡导者”，前者代表非军事跨国公司的利益，后者代表军工联合体和其他非竞争性公司的利益。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着重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现在都是“市场驱动的大公司”，当利润动机成为战争的重要因素时，就会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侯赛因…扎德教授并不认为，这会导致美帝国的自我毁灭和突然崩溃。他相信，美国军事帝国的命运会类似于大英帝国所经历的“潮起潮落与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①
发动战争就必须制造外部的威胁。在冷战后的岁月里，“流氓国家、全球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和好战的*”取代“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利用外国“憎恨我们的自由”等借口，试图制造一个“善对恶”的二分法。它将萨达姆？侯赛因视为目标，并把全球恐怖主义归咎于他。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宣称，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主要是文化上的，因为人们在“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上都各有不同。在南斯拉夫、中东和中亚，“文明的断层线是未来的作战线”。②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将冲突和“9？11事件”的根源都归咎于*，完全忽视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们将“对美国的战争”称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文明——的战争。这导致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无法预料的悲剧性结果。①
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2）
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延伸。侯赛因…扎德认为，不幸的是，亨廷顿完全忽视了“经济、领土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国际冲突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或政治入侵毫无瓜葛，而是“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价值观的反对”。①
同样地，理查德？珀尔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将恐怖主义归咎于“穆斯林心灵的病态问题”。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为了证明增加国防资金的正确性，战争的受益者用穆斯林的威胁代替了共产主义的威胁。①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国内军国主义者为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煽动战争的又一个典型事例”。①
调查记者格里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从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件显示，伊拉克重建计划早在入侵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该计划要求长期占领伊拉克，以促进对其经济和法律体制的审查。伊拉克“经济计划”“将会对大企业实行新的低税体制，立即把伊拉克的银行和桥梁——实际上是将‘所有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经营者”，并将伊拉克的至宝——石油工业——私有化。①
帕拉斯特获得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布什政府中有代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集团强烈要求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很明显，主要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政治积极分子，活跃于一个主战的思想库网络中。这些思想库要么是为军事游说团服务的，要么是为以色列游说团服务的，或者是为二者服务的。”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认为，美国的军事思想库如下：
新美国世纪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安全政策中心
中东媒体研究所
中东论坛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所
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①
侯赛因…扎德教授坚持认为，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在五角大楼和军事游说团的参与下，由这些思想库制定完成的。②他进一步补充说：
仅仅瞥一眼这些军事思想库的记录——他们的成员、资金来源和体制结构等——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在研究机构的伪装下掩盖五角大楼及其承包商同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