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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唐太宗时还有另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王珪，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背景与魏征相仿佛，也曾出任故太子中舍人。玄武门之变后因受牵累被流放到隽州。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计前嫌拜为谏议大夫，在此职位上他就曾多次强颜直谏，深为李世民所忌恨，也深为李世民所器重。王珪的一如魏征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他只能成为谏臣而非辅臣。
魏征及王珪的特殊经历给今人这样的警示作用：盲目的愚忠，循规蹈矩，从来没有真正的批评。一个人需要跳出从某种故有的圈子之外看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的兼“思”则明，所谓旁观者清正是此理。
三、魏征的历史作用
关于魏征的历史作用前人论述亦多矣。我只想就如下事实谈论些个人拙见。
在隋文帝时期，由于文帝杨坚之文治武功出现了开皇盛世。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使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魏征对唐朝的盛治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殷切的希望。
曾几何李世民常常在群臣面前长吁短叹道：“现在国家是大乱之后，真是很难治理啊！”魏征却回答说：“其实大乱则容易达到大治，就象饥饿的人容易喂饱一样。”李世民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显得有些缺乏信心，接着说道：“听说即使是圣人治理江山也需要百年时间之久呢！”魏征却回答说：“这些话不是论圣人君子的。圣人治理江山上行下效，来得如同回声一样快，很快就能实现，是不会很困难的。”坐在一旁的封德彝则对此深表怀疑：“实际情况哪里会象魏征所说的这么容易。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轻浮欺诈。秦王朝任用严刑酷法，汉朝采用霸术，都是想治理却做不到，或者并不是可以治理好而没有付诸实施。魏征不过是一介书生，好说大话空话，恐怕要白白地耽误国家大事，皇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魏征听了十分生气，马上反驳说：“五帝三王统治时期的人民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如果象你封德彝所说人是越来越奸诈，那么发展到现在，人人都要变成妖魔鬼怪了，那还怎能施行德政教化呢！”魏征的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但是心里却不服膺。唐太宗对此却十分欣赏，深信不疑，并采纳了魏征等人的意见。
唐太宗与魏征的这次对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魏征的话为贞观之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这一番对话开启了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
读到这则史实，我常常会生出许多感慨。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隋文帝时期的开皇之治，但是中国却并没有能借鉴其成功经验做到象唐时那样的盛治。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令人深思，发人深省。或许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缺乏象唐太宗李世民之雄才伟略，缺乏象李世民之虚心接受批评的诚恳态度以及象魏征之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高瞻远瞩之远见卓识；也由于我们没有虚心地拜新加坡人为师，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因素。
共产党人其实是有很多惰性思维的。譬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我们就会归根于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那么试问新加坡经验是不是经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是不是经验呢？说到没有经验，真正没有经验的其实是隋文帝，当时的隋朝耳目闭塞，并不能参照任何国家任何现成经验，但是没有任何经验的隋文帝却实现了开皇之治，其创新精神、开拓进取之精神真正令人感佩不已。说到没有经验，新加坡人也没有经验，但是新加坡人却如同隋文帝时一样迅速的发展壮大了起来。可以这样说，真正具有首创精神的是新加坡人，我们只需要象唐太宗吸取隋文帝之经验和教训就足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走得更快更好。处于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资讯社会，片面强调没有经验只不过是为庸人自扰耳。还有的说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毒害的国家，所以改革难以成功。我有时真的很愤懑，要说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同属华人的新加坡人亦是如此，而且中国人较之新加坡人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新*主义革命，对扫清封建思想的流毒影响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这却是新加坡所并不具备的，新加坡人并不以其封建残余为苦，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着意地牵强附会呢？还有的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与新加坡同日而语，那么我要问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得自甘堕落呢？再还有的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好治理一些，中国太大了所以难于治理。我觉得这更是无稽之谈。中国虽然大，但终归是由一个个的省、市、地、县、镇、乡、村组成的。那么这些相对小的地方该能治理得了了吧。况且隋文帝时、唐时帝国版图之大甚于今日，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能实现盛治，今天的中国人倒不能了呢？总不能因为中国版图大就将领土拱手相让于别人吧。总之这种种论调同封德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彼此同根同源，沆瀣一气。中国所以如此不堪正是因为中国人心中存在着太多封德彝式的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种种思想干扰而缺少象李世民、魏征式的那种非凡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是有条件的，没有如李世民之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没有如他的海纳百川之胸襟与虚心，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魏征式的批评如遇隋炀帝之流只会被视为危言耸听，祸国殃民之语，只有象李世民这样的政治家才会欣然神会虚心听取，甚至唯恐其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于才能平庸的泛泛之辈，批评者自避尚且不遐，再伟大的批评都只能是自取其辱。同样没有伟大的胸襟，没有虚心接受批评的真诚态度，总是从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观念出发来曲解批评，大概也只能产生如封德彝一样唯唯诺诺的旧式官僚而已。就当代中国而言，高屋建瓴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仍旧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话题，就此刹车。
他扶持壮大了自己的敌人………我说诸葛亮
一、第一等智者
在我看来，第一等智者应该首先是那些能对历史的趋势作准确预言的人。
郑桓公时的太史伯便是这样的一个奇人逸士。据《史记》记载，郑国的始封之君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在郑地（今陕西华县）。友能使周朝与百姓和睦相处，深得百姓爱戴。因此随后又被周幽王封为司徒。他在做了一年司徒之后见周幽王宠幸褒姒离弃诸侯，就询问太史伯说：“周王室不久肯定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变故，我应该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太史伯建议他迁国到现在洛水东、黄河以南这个地方。郑桓公说：“假如我迁到长江南边去会怎么样？”太史伯说：“不可。过去祝融替高辛氏掌管火，功劳甚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也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王室衰弱，楚国一定兴盛。楚国如果兴盛，对郑国绝对没有好处。”郑桓公又说：“那我去西方行不行？”太史伯说：“也不行，西方民俗贪而好利，而且秦以后会从西方兴起，你仍旧难以立足。”太史伯又为他分析了其他两个方向的形势：东方因是姜太公的封国齐国，所以根本无法插足；北方则是晋国的地盘，也无立锥之地。因此只有洛水以东、黄河以南一带邻近虢国、郐国的狭小地方尚可能有立足之所。虢和郐国的国君既贪婪又喜好占小便宜，百姓不顺从他们。现在郑桓公贵为司徒，深受百姓爱戴，如果请求住在那一带，会很容易地得到两国国君赏赐的一部分土地。随着形势的发展虢国和郐国的百姓会因离心离德而成为郑国的百姓的。针对天下即将出现诸侯纷起的新局面，桓公进一步问道：“周王室衰弱，哪国将兴盛呢？”太史伯回答说：“齐、秦、晋、楚吧？姜姓齐国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助尧掌管仪制度。嬴姓秦国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助舜使很多部落顺服。至于楚国祖先，也都曾为天下人建立了功业。周武王战胜纣王后，成王把唐封给叔虞，那里山川险阻，凭这些有德的后代与衰弱的周室并存，晋国也一定能兴盛了。”桓公于是听从太史伯的建议急速向幽王请示，把他的百姓迁移到洛水东部，虢、郐国国君果然向他贡献出十座城邑，使郑桓公终于建立了郑国。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史伯对历史的预言何其精确，其一席话足可以兴国安邦。历史对于这位太史伯并无更多的记载，可能也仅限于他与郑桓公友的这段对话。但仅此亦足以彰显太史伯作为一等智者的非凡智慧。
中国历史上象这样的预言家还是很多的。一九七二年四月，考古学家们在山东临沂的一座西汉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记载了吴王与兵家鼻祖孙武的一段对话。吴王问在当时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紧承其后的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终将由赵氏统一晋国。至于孙武何以能作出这样的预言基于如下认识：“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步作为一亩，亩制相对较小，但每亩所征税并未减少，因此收入相对较多，能够培养更多的家臣、武士。如此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走向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稍好，但情况差不多，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而亡。再次韩、魏的情况与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