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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2：在宜宾当官的日子
陈：回到宜宾，其实你做得很好。
樊：是啊。回宜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地委政研室，当个科员，普通公务员。大学毕业的人，刚开始只能在那里打开水、扫地。但很短的时间，就一年吧，我凭自己的能力，凭文字功底和调研成果，升任副科长，两年后成为主任。那时地委主要文件的起草，比如工作要点、工作安排、年底总结，“一把手”的大报告，贯彻省委主要决定，都是我做的。这些虽然是文字功夫，要求却相当高，你要了解各产业、行业、部门的情况，还要对政策很熟。当时我可以说是“第一笔杆子”，很会理思路，写得真不错。我1987年去的，1991年就当副市长了。主管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发展得很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2）
陈：那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啊？这好像一个谜。
樊：莫得啥子“谜”。当时报纸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市长下海，众说纷纭》。其实宜宾小，偏僻；收入低，当官的不贪，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我到成都打工，第一份工资是三千块钱，在一个外资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一两个月后就当副总经理，月收入九千了。而且我喜欢收藏，成都是个好口岸。1979年我变成上衣有四个口袋的“知识分子”后，就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高级趣味的人。那时便开始收集传单、小报、像章等。上世纪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兴起，也是我的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到1993年，我收藏的“文革”艺术品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
有个插曲，离开宜宾，我本来要去投奔牟其中的，他给我回信要我去。幸好走到成都就没走了，去了还要漂泊。
1993年至今：经商、收藏、建博物馆
陈：说说收藏吧，“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基础与核心就是这个。90年代你非常狂热地收集“文革”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樊：主要是从收藏价值上考虑。瓷器本身存在收藏的悖论，它易碎，但收藏得好可以保存一万年，加之图案形象生动，有立体感，所以传统收藏以收藏瓷器为主要内容。“文革”瓷器贵重，几乎都是制作精良的官窑作品。中国瓷器从汉代开始，几千年都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主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红光满面、挺直腰杆的工农兵形象，好像一条艺术之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一晃十年，很快流走，又回到传统的主题上去了。“文革”瓷器是“文化大革命”的“清明上河图”，所存不多，我这里有四万多件。
问：能说说你对收藏有多狂热吗？
樊：一般是得到哪儿有“文革”瓷器的消息，就马上按到（赶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在外地买到一座真人大小的毛主席塑像，坐飞机过安检时这类物品本来都要求严格包装的，可我时间太紧，就不顾一切地抱着塑像安检，那时安检也不比现在严格，居然顺利通过。后来在飞机上我也抱着塑像，生怕摔着，非常紧张，水也不能喝。一位好心的空姐给塑像找到一个空位，我给塑像系上安全带，并坐在旁边扶着。塑像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每个乘客都想伺机摸摸。
还有一个文物市场上的熟人，我们都叫他陈二胖。他在小关庙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一次，我去他店里吃饭，看见一座毛主席塑像赫然立在店中央。先央求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只好甩下八百元钱，抱起就走。更好耍的是后来他遇见我，说自从我把塑像抱走后，他的生意就垮了，因为合伙人与他在经营方向上出现分歧，导致了分道扬镳。
陈：所有瓷器藏品中最让你激动的是什么呢？
樊：应该是毛主席的塑像吧，我至少收藏了二十座。这些塑像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形象：有他读书阶段的，有年青时“行走江湖”的，有井冈山当红军时的，有解放战争年代的，有开国大典上的，有逝世后纪念堂里的；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和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的，有分别和斯大林、林彪、华国锋在一起的……每座塑像姿态各异，毛主席或挥手，或背手，或拿烟卷，非常传神。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可以说直到今天，他对每个中国家庭都还有影响。所以毛主席像的收藏极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毛主席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在一句语录上——“四川很有希望”，我收藏到写有这句话的碗和泡菜坛子。新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说这个坛子应该是他们的，向我要，我说我们建川公司沾一个“川”字，也该是我们的嘛。
陈：你在十年前着迷于瓷器，后来好像转向了？
樊：瓷器光鲜，有图像，价值不菲，但还停在“文革”文物的浅层次。六七年前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信、日记、检讨书、照片、遗书和外调通知、抄家收据、揭发材料等，才能深入地反映那个年代。我已经收集了几吨检讨书、几万本日记，力图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人们的心路历程，这些现在还没有展示。我的“文革”艺术馆分为瓷器、像章、票证、镜鉴、座钟、宣传画、生活用品、音像、知青生活等几大分馆，没有上述这些深层次的材料。主要原因是现在离“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还太短暂，就像拍照时太近无法对焦，无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观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3）
陈：如果说刚开始收藏“文革”文物时，你是出于“趣味”和“甩了可惜”的想法，现在你的收藏动机好像发生了“微调”？
樊：“文化大革命”过后三十年，中国处在变革时期，一场从首都到直辖市、省城、县级市，再到乡村的“大拆迁”“大搬迁”正在进行。人们为了追求新生活，大量丢弃旧物，制造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销毁记忆行动。“大拆迁”时我就拼命捡“破烂”，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却从头到尾笑嘻了，一捆一捆地捡。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我可自豪着呢！
陈：你认为是什么让“文革”文物的价值十年可以增长五十倍？
樊：“文革”文物是几千年文明藤上结出的畸形瓜。艺术品一般都有传承，而“文革”生活艺术品离开了传统的价值观、人生体验、艺术要求，在那个年代拐了一个大弯便止步不前，感觉很漫长，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一瞬间。1979年以前，“文革”生活艺术品被大量破坏，人们厌恶、抛弃甚至损毁它们，巴不得快速遗忘那段岁月。上万尊毛主席像被毁，数不胜数的粮票等各种票证丢失，像章大量回炉炼成铝……很多打着“销毁”二字的文物是在送往销毁站途中被抢救回来的。它们不能被毁掉，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细节明证。
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急于抹掉对“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记忆呢？
樊：从个人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十年，生活贫困、压抑、疯狂，精神上不自由，本身就留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加之“文化大革命”后，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的强烈否定和批判，便导致了一场全民销毁时代痕迹的行动。人们对那个十年没有什么留恋，“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艺术品使他们产生厌恶感，全身心迎接新事物的行为便开始了。李谷一、邓丽君的歌，陈冲演的电影《小花》走进生活，人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情趣。一切都有矫枉过正的感觉，一场集体的、传染性的、步调一致的“遗忘”——“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个人痛苦、卑鄙行为、不幸遭遇……仿佛都烟消云散；新时代的生活元素取代了一切，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是花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磁带……强调个人生活，人们成功地完成了注意力的某种转移。
陈：说说抗战文物吧。你是怎么想起要收藏这个的呢？
樊：我收藏抗战文物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我不禁一惊。我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在血火中拼杀。通过收集川军资料，我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约有三百万川人赴战，关于三百万人命运的记载不应该是空白。我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以前是自己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现在我在全国建立起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网络，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文物的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立即前往。日本是收集抗战文物的重要市场，我几次去日本，与当地收藏家争夺，在日本也发展了几十个“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藏家也在拼命收集侵华文物，他们往往资金雄厚，出手迅捷。
陈：建川博物馆门口的碉堡就是个抗战文物，它的来历给我们讲一下吧。
樊：这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楼子，我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来的。碉堡楼子是我收集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把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进门第一眼看见碉堡耸立，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后来，看到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我决定要在碉堡顶种绿色植物，在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展望未来：要办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陈：转到经营问题上来。你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开始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到这个时候，你的收藏终于以最好的方式被陈列出来。这太不容易了。有人说你把在房地产行业赚的钱都用来投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