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门，我们十分兴奋。上车往P医院去，边走边看路上的标志，每个拐弯都认真记着。汉桥说注意看路边有没有建行，找好了一会用时好取钱。我们边走边紧张张望，突然见到了一个小门面的建设银行，用心记下了位置。摸来摸去，走过了好远，又折回来，终于找到了P医院，却还是摸到了后门。上到三楼，找到了神外10。一个年轻的大夫接住，看了许秋山的条子，让马上入院。问我带钱没有？建病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了，才知道是在T医院门诊建病历的。医生说会计11时半下班，你们抓紧办吧。当时已10时10分。我叫汉桥和大姐在那儿等着，我和小陈去办病历和取钱，无论如何上午要住进院。我们跑下楼来，驾着车飞一样向T医院奔跑，去时又盯着那个建行，告小陈说记着地点，来时到这里取钱。车子向前飞驰，我在远处看到了那个矗立在路口处的上边有亚非拉几大洲四个人头的广告牌，对小陈说到了，向南拐。小陈调转车头，继续向前飞驰。我们一定要抢在中午以前办完住院手续，顺利住进院。夜长梦多，下午还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到了T医院下路口，里边车太多，我让小陈停下来，我下来，让他把车停在路边调好头等我。路口离医院还有约300米的距离。我在纷乱的人群中，在强烈的阳光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到建病历的窗口，见里边无人，顾不上擦满头的汗水，也顾不上礼貌，朝里面大声叫喊：“谁在这儿值班哩？谁在这儿值班哩？”在另一侧站着正和人说话的一个男士闻声而来，我给他作了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很体谅，几分钟之内就办妥了病历。我向他道了谢，拿着病历向回飞跑。到了马路边，在长长的车队里找到了小陈，他已调好了车头。我坐上车，又向回飞驰。到建行门前停下，我进去取钱。里边排着长队，我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们看着我气急慌忙大汗淋漓的样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同情，让我加了塞。我从衣袋里取出卡，迅速取了3万元。然后又上车狂奔，回到P医院时已11时10分。边擦着汗，来到那个张着防盗网的交费窗*了钱，办妥了一应手续，住进了医院。
想不到在我们的想像里，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半天就办成了，我们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太幸运了，真是人不该死有人救，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回到办事处。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小陈上街帮买了些生活用具，6时又赶到医院。住下之后，又和大姐去找小金表姐家，准备让大姐住到她那里。小金姐住在长条胡同，二十年前和汉桥结婚来京时，曾来过她家，还在她家住过一夜。那次是从大栅栏那边过来的。这次还是从那个方向来，却找不到。又让小陈拉着，绕到南边，往里找。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北京胡同的风采，一条条，一道道，横三顺四，东拉西扯，如同诸葛亮的迷魂阵。也令我想到了《阿房宫赋》里“蜂房水涡”那个词汇。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小金姐家的房子仍无一点变化，还是二楼上的一间，里外隔开，里边住人，外面当客厅，在门外面支锅做饭，依然是那么拥挤狭窄。大姐晚上在小金家住。
我晚上和小陈来办事处住。夜里洗了澡，躺在床上，点着一支烟，想到两天来的事情，竟是如此顺利，一切都像是经过周密的计划。昨天来，今天上午正好是许大夫坐诊，而昨晚小康的同学又顺利地跟许大夫联系上，在家时我们万分担心的住院问题一朝解决，而且许大夫答应主刀。不理想的只是这个医院的条件十分一般，三个病人一个屋，外面也没有可以散步活动的场所。因修锅炉，不能洗澡，看样子管理也较乱。听说这里除去医生是T医院的以外，护士都是P医院的，但只要有许大夫主刀就好。
晚上给李校长、小康、王秘书长分别打电话，告知已入院的消息。小陈给其姐打电话，说已住进了院。其姐感到很惊奇，问她是什么级别，竟这么快就住进了？小康说送红包很重要，关键是主刀和主管医生，其他护士和麻醉师是次要的。我说等回去时一定要去感谢孙大夫。小康说也可以，因为还关系到今后复查的事。将来复查如不想去北京，在郑州就行。
妻子成了病号
7月18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
妻子成了病号
上午在医院门口建行存了些少量的钱，以备不时之用。
21床住着冯、门夫妇，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们是张家口的，都是乡干部。小门患脑垂体瘤，已住了一个多月，目前正在作化疗。她的额头上沿发际处的一圈刀痕和针眼清晰可辩，短而稀的头发支支直立，目光略显呆滞，面貌黑瘦。她是在陪别人去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的眼睛斜视，检查后偶然发现病的。
汉桥换上了宽大的病号服，白色上衣，浅蓝道裤子，都很旧，是棉布做的，看上去松松垮垮，给人挺舒服的感觉。这身病号服不知穿过了多少病人，如今到了她的身上。汉桥穿上感到挺稀罕，嘻嘻地笑着，转来转去的让我看。从汉桥穿上病号服的那一刻，她名符其实地成了病号中的一员，我们从此开始了一种住院的生活。
住院的生活我并不陌生，早些年我的母亲患神经官能症，夜夜失眠，父亲带着母亲四下求医，在乡医院、县医院、还有省里的医院，不知跑过多少家，最后在新乡精神病院三进三出，前后将近一年时间，在那里治好了病。父亲那时成了专门的陪护，我带着弟弟妹妹妹们在家里生活。我也经常去侍奉母亲，所以说，侍候病人我还是懂得一些的。
上午小冯领我到新世纪大厦买东西。新世纪在医院北边约有200米的地方。出了门向北走，钻地道过马路，在路的西侧。这是个很大的商场，地下室卖有蔬菜、吃的和生活日用品，各种商品应有具有。买了汤匙、洗涤剂、肥皂、刷牙杯等。
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时，汉桥正在对大姐发脾气。问了，原来是朱医生来病室时，大姐当着小冯、小门二人的面，往人家口袋里塞钱，被拒绝。汉桥埋怨她太不会办事。
我们的主治大夫姓朱，三十上下年纪，戴着一幅近视镜，上中等个子，看上去很健壮。说话低言悄语，很文雅，职业感很强。一会儿，他又来叫我们三人到医生办公室登记汉桥的个人基本情况，又让填写“治疗委托书”，汉桥在上面填上了我的名字。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孔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句话。据说这些手续过去没有，是最近才开始实行的。朱医生说手术签字到时要提前办理。
朱医生昨天说了一遍，今天又说手术时可能会出血过多。病人自己的血过滤后再输可能会不够，因此还要输别的血。手术后可能会出现走路不平衡，面部肌肉变形等现象，但会慢慢恢复。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瘤子不会整个一下子取出来，那样会对脑子造成更大损伤，要把瘤子切成块往外取。至此我才明白，所谓的脑膜瘤，就是从脑膜上长出的瘤子。上边血管如网，血液非常丰富，所以出血可能会多。说得我们心里很沉重。
我们回到屋里，一会儿我们的主管护士来了，她叫刘雪，黑黑的皮肤，二十五六岁年纪。由于戴着大口罩，看不清她的长相。她用道地的京腔给我们一一讲述了医院的各项清规戒律：病人出去要请假；上、下午的探视时间；床头柜上放东西不准超过三样。屋子里另外一张闲着的桌子也不准放东西；床下也不准放额外的东西，脸盆什么的要统统放在床下的架子上等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不允许陪护人员“挨”病人的床，坐都不行，就更不要说躺了。由此想到，这里除去没有限制自由以外，要比我们劳教所严多了。护士对汉桥做了常规性的检查，抽了血样。
午饭在二楼餐厅吃。一碗米5角，鸡蛋西红柿5元，油麦菜4元，汤3元。和大姐一起吃饭，共用13元5角。饭菜质量还可以 。吃饭时又提起给朱大夫送钱的事，她说没经验，我想这样的事，人的一生能遇到几次，又敢遇到几次。
午饭后，大姐走了。汉桥躺在床上休息，我在床边坐着看买来的书。坐了一会儿，瞌睡劲上来了，我心想也许管得不会那么严，就挨着汉桥在床边侧身躺下。刚躺下约十分钟，护士来量体温。一进门就惊呼起来：“起来起来，不是说过床上不让睡吗！”我辨解说还没做手术，怕什么？她指着在床上爬着的小冯说：“你看人家是怎么休息的。”护士走了以后，我对小冯夫妇说，这护士怎么这么厉害。他们说对你还是客气的，经常有病人挨护士骂。早几天病房里有个陪护晚上钻在病人床下睡，被看见了，狠狠地挨了一顿骂。我问小冯为什么这个时候来量体温？小冯说，早上是5时半，下午是1时半，都是正休息时来，就像是故意扰乱病人休息。
下午2时28分，床头的小喇叭开始广播：“各位病人请注意，现在是学习医疗保健知识时间，今天播送住院须知……”汉桥正在睡，我怕受影响关掉了喇叭。
下午，我仍在看那本书。汉桥无所事事，感到很无聊，小冯说可以请假。汉桥对我说在这儿也没啥事，咱们去俊贤哥家吧。我去问了朱医生，他说可以。我随即写了请假条，给他送去时，特意让我在上面加了“院外后果自负”一句话。同时给朱医生送去了1000元。推辞挺厉害，还是收了。跟俊贤哥打电话告知。又让大姐来，一起打的来到俊贤哥家。还是那个老街道，两边低矮的建筑，路上淌着从饭店里泼出来的脏水，一切都很熟悉。俊贤哥已把摩托车推了出来，准备骑车去接。二十年前与汉桥结婚时，曾在俊贤哥家住过，之后也来过几次，因此可以说是故地重游。
俊贤哥和嫂子都明显地老了。俊贤哥的腰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