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工作，既是李克农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克农的革命生涯，与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工作，几乎是同一的，重合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深入龙潭虎穴，第一次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内部建立了情报小组。他们获取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多次粉碎国民党破坏我地下组织和围剿红军的阴谋活动。当1931年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机关和领导人面临全部覆灭危险的紧急关头，李克农临危不乱，不但成功地将钱壮飞获取的情报送出，自己也顺利转移，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中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共识，并建立了电台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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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君才调擅中华（2）
建国后，李克农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我就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就是在他担任总情报部长期间批准筹建的，此后，他一直关注、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1961年10月，在上海调查中央特科斗争史的工作结束后，李克农本打算再到南京作些调查，但由于身体情况不好，只好从上海直接返回了北京。这是李克农生前最后的一项工作。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病与世长辞。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1962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董必武的一首悼诗，将李克农喻为秦汉之际善于用间的李左车，唐初贞观年间多谋善断的房玄龄。
由于李克农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关于李克农的书籍，由于作者不完全掌握翔实史料，在真实性和思想性上难免存在差距。1989年在纪念李克农诞辰90周年之际，中央领导提出要组织撰写一部李克农传记。1992年4月底，国家安全部领导将撰写李克农传记的工作委托给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记者开诚。历经4年，三易其稿，《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于1996年6月成稿，次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在国家安全部的支持下，首次准确而全面地公开了李克农及其领导的情报战线的大量史料，是一本反映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权威性著作。
我和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将军、李伦将军都很熟悉，《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版后，我很快买到一本。李伦请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在这本书上盖了李克农的印章，于1997年7月12日赠给我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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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1）
1997年11月8日深夜，当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9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90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欷。
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伍修权的生平。其中说道：“1975年4月，伍修权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伍修权同志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我们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时，慷慨陈词，既严厉驳斥了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又痛斥了美国对我国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外交，都把他的发言作为范文朗读。
我在60年代初次见到伍修权，亲耳聆听他的报告，我开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禀持正义、慷慨陈词外，还应该包括许多智慧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专门找我谈话，原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想调我去当秘书。“我是征求你的意见，但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中央领导的意思，实际上你必须服从。”伍修权开门见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够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光荣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愿之处，因为在联邦德国，我工作顺利，专业对口，不忍舍弃。我把这种心情向伍修权作了简短汇报。
我的话音刚落，伍修权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么，你说怎么办？”伍修权问，目光和善地注视着我。
作为分管我们这项工作的总参领导，能够在一个人事调动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使我很受感动，既感动于他对我的器重，又感动于他对我的信任。我说：“首长，请让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这儿的工作交接了，我马上去中央领导那儿报到。”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想缓几天看看情况，同时也调整一下心态，为未来新的工作岗位作些准备。
伍修权最后说：“请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不顺利，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是颗定心丸，我放心了。
这个工作调动计划几天后有了变化。调我当秘书的那位中央领导由于身体原因，工作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不再需要我了。这样，我就安心地继续做我熟悉并且喜爱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联邦德国，我还当着伍修权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2）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
毛主席说他能“顶几个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有三位卓越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获取了大量情报，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前三杰”。他们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解放战争中，又有三位杰出的情报人员，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后三杰”。“后三杰”指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后三杰”工作的是罗青长。
2005年9月13日，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熊向晖的遗体告别仪式，适逢陈忠经和罗青长也来追悼，我请陈忠经和罗青长在熊向晖的讣告上签了名，留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4月，享年86岁。
我第一次见到熊向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王震同志从英国出访归来，途经瑞士，让我去汇报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问题。在瑞士，我见到了王震，和王震一起听取我的汇报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长者，王震介绍说：“这是熊向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党组书记。”
对我来说，熊向晖的名字如雷贯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人员。建国以后，他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1954年随周恩来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年随陈毅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2…1967年任英国代办，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并于1972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这些活动，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
“熊向晖同志还曾经是你的领导呢！”王震说。
对于这一点，我当然非常清楚。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总参二部副部长。我当时恰好也在国内，只不过一直无缘与他直接接触。
这次见面之后，我又有10多年没有见到熊向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