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是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穿得简朴些。
母亲一见面，就解释说：这次来香港应牌友之邀，说来就来了。
她只在房间门口望了望，就说：“好了，我还要到别处去，想着顺便来看看你们宿舍。”
爱玲也没有问起姑姑。
临别时，母亲说：“那你明天来吧，你会乘公共汽车吗？”
负责接待的亨利嬷嬷忽然想起：“你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一下道：“浅水湾饭店。”
亨利嬷嬷没动声色，而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佛朗士老师很欣赏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了爱玲800元钱作为“奖学金”。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爱玲连忙解释佛朗士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还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
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
可是，两天后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不提那笔钱的事了。
这件事，对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什么叫“简直不管了”？
就是与母亲完全恩断义绝。这是爱玲与母亲彻底疏远的一个关节点。
不过姑姑倒还通达，默然了一会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
爱玲怕姑姑认为自己太看重那800元港币，就说：“母亲的钱，我无论如何是一定要还的。”
母亲这次来，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敏感的爱玲知道这是指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
但是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
后来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这是更年期的缘故。
此次母亲还对爱玲讲了一段家族传奇，就是爱玲的舅舅其实并不是血缘的亲属，当初是从山东流民手里买回的一个男婴。
黄逸梵的母亲是小妾，丈夫死后，黄家的族人要赶小妾出门。得知小妾已经有孕，族人就派了人看管起来，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才可免于被驱赶。结果生下的是女孩，情急之下，一个女佣冒死到外面买了一个男婴回来，充作龙凤双胞胎。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7）
这事情，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爱玲对这件事，听得非常有趣。母亲却叮嘱道：“你可不要去跟舅舅打官司，争家产。”
这句话，说得爱玲发怔：“我怎么会……去跟舅舅打官司？”
母亲还对爱玲提起，这次一离开上海，姑姑就有信来：“我一走，男朋友也有了！倒好像我挡住了她。真是——！”母亲嗤笑地说，语气却是愤愤的。
爱玲心里想：她们现在的感情坏到了这样，勉强还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省钱。姑姑有了男友，母亲生气，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这次与母亲之间的会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谐。
这点点滴滴的不和谐积累在一起，爱玲看母亲越来越陌生了。
后来黄逸梵因为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来往密切，那军官竟然以为她是间谍，向香港警察局进行了举报。警局把她们一行人当间谍监视了起来，还偷偷搜查了她们的物品。
同行的几个人之间，也开始闹起一点小小的醋海风波。
母亲很生气，这才不得不走了，爱玲也没问她要去哪里。走的那天，爱玲到浅水湾饭店去送行，天下着大雨，租来的汽车里坐满了人，都在故作夸张地簇拥着黄逸梵说说笑笑。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在这里想写的，也许是“虱子”，一个无伤大雅的笔误。在中国古代，先贤有“扪虱而谈”的高雅，读过古典的张爱玲，会熟悉这个意象。不过这“蚤子”一词，却成了她的独创，后来有的版本改为“虱子”，便索然无味。
当然，她在文章中无论怎样批判自己，也掩盖不住一种自信。她有足够的底气要去摘取桂冠，至于那桂冠有多么华贵，她暂时还想不到。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纷争了半个世纪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张爱玲提到，这个《我的天才梦》当年获《西风》杂志征文第13名，为名誉奖。因为字数受限制，所以当初写的时候，只好极力压缩。可是获奖的第1名，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她在36年后言及此，仍愤愤不平。
1994年，《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获第17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应邀写了获奖感言《忆〈西风〉》，重提旧事。这一年，距离“西风事件”足有55年。
最后这次，她对这个“西风门”事件说得格外详细。她说，当年《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写好后，曾一遍遍数得头痛，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几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风》杂志通知她得了首奖，但收到全部获奖名单，才发现首奖题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梦》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我的妻》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的事，长达三千字。
杂志社没给她片纸只字的解释。张爱玲自嘲道：“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唯有一点可欣慰的，就是获奖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用了张爱玲的题目《天才梦》。
待“张学”蜂起，这件事自然考证者众。专家陈子善钩沉辑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37期的原件，“征文启事”赫然在目！
原来，字数限制并非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字数恰好为五千字，《西风》杂志并没有“不计字数，破格录取”。而且张爱玲自己的那篇《天才梦》，全文亦有一千多字——也超过了五百字。
还有首奖仅有五十元，而不是张爱玲记忆中的“五百元”。
在原定的10名获奖者确定后，因佳作甚多，编辑部不忍心遗珠，又临时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得到的是名誉奖中的第3名，也就是最末一名。
张爱玲对这件事的记忆，为何有这么多的不确之处？究竟是记忆漫漶，还是当年曾经道听途说？
这都无法考证了。
我倒是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或是由于张爱玲少年时代的情结所致。来自父亲一边的压迫，使她的意识中埋进了“受虐倾向”，她总是在怀疑命运对她不公，导致对一件小小往事的扭曲记忆。
或是当初张爱玲应征投稿时，期望值过高。不料却排在末位，导致心理严重受挫，终于形成“误记”，以作为平衡。
《我的天才梦》让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向写作的天地冲刺之前，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牛刀小试。
——当她的下一篇中文作品变为铅字出现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就要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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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英文小试锋芒（1）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