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她用英文小试锋芒（2）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
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她用英文小试锋芒（3）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张子静记忆中，姐姐有一段话足可以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写小说的一切准备：
“积累优美的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圣约翰的校园里，此时又见港大的那一对“姊妹花”——子静常看见姐姐和炎樱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
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