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后先上了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学生闹*而辍学，后又考入教会学校杭州惠兰中学。
在惠兰读了四年后，又因编辑校刊与教务主任起了冲突，被开除，后来考取了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从此就没再接受过常规教育。 。 想看书来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2）
邮政人员在“旧社会”是个铁饭碗，地位是令人欣羡的，可惜只干了一个月，他又因指斥局长“崇洋媚外”而被开除。
这年他21岁，为谋出路，毅然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
这一步，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一步。在燕京的时间虽不长，却大大开了眼界。北伐军兴起后，他回到了浙江，先后在杭州、萧山两所专科学校任教，成了知识分子。
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唐玉凤恰在此时去世，家中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竟求助无门，最后在干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后在政治上的表现种种，也就可以索解了。
之后，他又南下广西，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做了5年的中学教师。此间他不安于三尺讲台，常有大言，写东西也爱用“兵气”、“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等等字样，显是以刘伯温、李善长一类人物为楷模，要在乱世里做个摇羽毛扇的人。
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广西的桂系第七军发动兵谏，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兰成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在报纸上发表鼓吹兵谏的文章，开始崭露“政论一支笔”的头角，引起各方注意。
可是，“两广事件”旋即受挫，胡兰成脱不了干系，被抓到桂林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受军法审判，监禁了一月有余。后来因白崇禧惜才，才没有再为难他，给了他500元，算是礼送出境。
没想到，这次的文字贾祸，反而给他带来更大的“上行空间”。当时，具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为撰稿人，他便奔赴上海就职。不久，他有两篇经济文章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这一来，引起汪系高度重视，遂将他擢升为《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自此他成了汪系的干将，且日益扶摇直上，再回首乡村“惨绿少年”的种种，则如同隔世。
沪战爆发后，汪系将他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以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卖国高论《战难，和亦不易》。
不过，此时胡兰成的名气虽大，却无任何政治实力，经济收入也很可怜，月薪只有区区60元。
就在他弹铗抱怨之时，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这时，叛国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组织伪政府，有意延揽胡兰成做他的“文胆”。他通过亲汪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从中引线，派亲信陈春圃带了亲笔字条给胡兰成：“兹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铭向胡兰成先生致意。”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不久后来到香港，也想顺便一见胡兰成。经打听，方知胡兰成月薪微薄，生活艰难，且患有严重眼疾，无法面见“夫人”。陈璧君严厉斥责林柏生埋没人才，亲自将胡兰成的月薪，由60元一下加到360元，还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费”。
对这些笼络，胡兰成心领神会，欣然受之。自此，正式上了汪记贼船。
这以后，汪精卫开始鼓吹“和平运动”，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兰成的地位随之急剧上升。《中华日报》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为汪伪宣传定调。委员会主席是汪逆本人，总主笔是胡兰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个个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3）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还短暂地担任过汪精卫的侍从秘书，可直接向汪本人进言。汪很赏识他，呼为“兰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询”。
其时，他俨然是汪精卫嫡系“公馆派”中的栋梁，在汪政府中的位置，要远远高于著名“文胆”陈布雷在蒋介石那里的分量。
他直把汪伪当做“新朝”，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纪70年代写《今生今世》时，还津津乐道于“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荣耀。
他这一生，颇多荒谬。最为荒谬的，是他自己后来曾说，解放初一度化名留在大陆，还差一点经梁漱溟引介去见毛泽东。
到1980年代初，在*访问美、日之后，他还在日本写了一封致*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势、中西文明优劣和中国经济问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乎者也”——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
不过，当时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好日子，并不持久。傀儡政府成立后，造舆论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加之胡一贯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渐渐地，也不讨汪精卫的喜欢了，至1943年，实际上已被冷落。
他这个人，坐不得冷板凳，旋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与日本军界对战争前景不乐观的少壮派频繁接触，又把他攻击汪伪、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引起了一些日本军人的瞩目。
此时，汪精卫因日军在战场上已渐露战败之象，与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间，见这些文章发表，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大为紧张。大概是怕日本人“换马”吧，汪精卫一怒之下，将胡兰成逮了起来。
胡兰成入狱后，一度绝望，以为此番性命将不保。后来在日本军人的强力干预下，方获释放。
他与张爱玲的相识，就在这之后不久。那时，他行动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养。
顺便提一句，遇见张爱玲的时候，胡兰成是“已婚”状态，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个教师。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个女人应英娣在身边。英娣原是上海百乐门当红歌女，艺名小白云一说为小白杨。，算是胡的姨太太，一如今日之“二奶”。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迎头相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闻对方大名。
而且在张爱玲这一方面，实际上距胡兰成要更近一些。
彼时苏青很推崇胡兰成，听说胡被拘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说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张爱玲。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与“公馆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势力，对胡兰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这次说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不过张爱玲此行倒是很不寻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类事的，即使这次是个陪伴，也说明她对胡兰成的才名起码是认可的。
这时的胡兰成，并不知世上还有个张爱玲。他热衷仕途，不好文艺，对走红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张爱玲毫无所知。
命运之枢，打开在1944年1月24日。
这是旧历的除夕，胡兰成刚出狱，有关方面不许他与外人接触，即使是旧历新年，他也只能带着妻小，以及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殷萱夫妇去逛夫子庙而已。
这天，胡兰成在南京石婆巷20号家中闲得无事，见有一位叫冯和仪的主编给他寄了两本《天地》杂志来。他本无心浏览，但又觉得“冯和仪”这名字好，便在院子里的草地上，搬了一把藤椅坐下，晒着冬日的太阳，翻开杂志读起了发刊辞。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4）
这一读，才知道，这冯和仪的笔名叫苏青，是个女文人。他心想：“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接着又翻，在第2期上看到了《封锁》，看看作者的名字，叫张爱玲。
胡兰成是个有天赋的人，才看了一二节，就觉张爱玲的这一篇不同凡响，连忙坐直身体，读完第一遍，又读第二遍，心里大起震动。过后，见到胡金人来，便推荐给他看。胡金人看完了也称赞好，但胡兰成仍感意犹未尽。
《封锁》中所流溢出的无奈感，也许正契合他此时的心境。小说娴熟的文字、幽微的心理描写，也使胡兰成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由文及人，他浮想联翩，起了要结识张爱玲的念头。
在那个年代，常有男子化名为女士发表作品的，胡兰成忍不住写信给苏青，问：“这张爱玲果系何人？”
苏青回信说：“是女子。”
自此，胡兰成心里便放不下，只要是张爱玲的，看着“便皆成为好”。不久，又有新的《天地》陆续寄到，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还刊登了张爱玲的一张照片。
这照片，是张爱玲本人也很满意的一张。胡兰成见了，好似得了实证一般，心里踏实了。
文是这样好，已经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知道了，人又是这样不错，胡兰成不由发了痴，“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地高兴”。
从《小团圆》里的情节看，张爱玲从苏青那里，此时也知道了胡兰成的态度，心中很有些暗自得意。
一天炎樱来看她，爱玲把这事当做“这时代的笑话”说了。
2月初，胡兰成的事情了结，获得了完全自由。他立刻就动身去上海，一下火车，就去编辑部找苏青。
苏青见到胡兰成，很高兴，正好碰上饭时，便陪他去街上吃蛋炒饭。
胡兰成此来，其实只为见张爱玲，所以话题马上转到这个上。
苏青说：“张爱玲不见人的。”
胡兰成不肯罢休，想想，就向苏青要张的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给他写了出来。
——命运之诡异，人实不能左右之。
这一餐蛋炒饭，彻底扭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