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4）
张佩纶在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是一处叫“张侯府”的老宅子，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房子共有3幢，张佩纶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菊耦住，当地人都习惯称它“小姐楼”。——后来，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再不要那顶官帽子。
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在“三百年来伤国乱”的悲哀中去世了。
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
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告诉了她，她觉得很诧异：这名字，怎么有点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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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1）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