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方来的青年干部，看样子是刚从华中干部训练班出来的。当时大概是禁止黄金外流，他对张爱玲小时候戴过的一副包金小藤镯发生了兴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于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终于从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来，检查人员看看张爱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后，又有一番难忘的经历。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一个木制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
过关的时候，她的护照使用的是一个笔名，检查证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认了出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张爱玲心里一惊，生怕被扣住。
不过，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过去了。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挤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当中，靠着栅栏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9）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10）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元。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人到此时，方知生之艰难。若回想起当年对冰心的无情挖苦与调侃，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可惜这轰轰烈烈的热闹，她是看不到了。
——无须多说。以苏青的命运作参照，张爱玲遵照母亲的劝告去了香港，是没有错的。
在当时，张爱玲并没有燃眉的危机，且已有夏衍这样强硬的庇护者，出走，只是出于一种远见。
“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内心深处永远的结。
——她解不开。也许是一生也解不开。
所以，只有告别上海。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1）
张爱玲这一别，是彻底告别了中国文化的土壤，要在异国的大地扎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风险，她怎么就敢去尝试？她内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创伤，才迫使她如此决绝？
难道是她把倔强的母亲当成了榜样？
——命运已坏到不能再坏，再来一次破坏性的大挪移，也许就会好起来？
那艘传奇式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应该写进中国现代史的。在那激荡变幻的岁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张爱玲身份文件的海关人员，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张爱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结果他写成了六尺六寸半。
爱玲感到好笑，这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错”。她想原因是——“我瘦，看着特别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结导致了笔误。
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