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赖雅在时，他是爱玲的一面镜子。她可以对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个中的乐趣，多少年头也不算长。现在镜子没有了，再漫长的岁月也是嫌短。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正如有的张传作家所感叹的那样，她完全还可以再盛放一次。
可是，她为什么从此拒绝了整个的世界？
是赖雅带走了她最后的爱情？
是人间不可能重觅佳侣？
都不是。
张爱玲此时、甚或她从来就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这就是她后来终于领悟到祖先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原因。
三代人也好，四代人也好，只要是流淌着这个血脉，谁能不被这个洪流所制驭？
大变革的中国，把多少人像沙粒一样卷起和吞没！
好强、勇敢、坚忍，都是没有用的。
悲剧之雾，幕天席地！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即是《怨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怨女》中名字叫银娣。原先的角色比较“彻底”，而新的角色则不那么“彻底”，曹七巧的变态与报复，在银娣身上化为了可以理解的苍凉感。长安这条线索，则被彻底删掉。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2）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二十多年前，张爱玲没把《传奇》交给平襟亚出版，还为“一千元灰钿”翻了脸，二十多年后，她的著作出版却又重归平家的人来打理。双方这一合作，后来延续了近30年。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那么，平鑫涛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呢？
原来，他在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抗战后期，他在上海读高中，正是所谓的阅读“吞咽期”，疯狂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张爱玲的文章。
1965年，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两人一见如故。宋淇向他热心推荐了好几位香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那时，由于夏志清文章的影响所及，张爱玲的名气在台湾读者中已有复燃之势。平鑫涛听到张爱玲的名字，“觉得又亲切又高兴”，能为她出书，简直是受宠若惊！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这样密集出击的结果，酷似当年上海“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台湾的“张爱玲热”。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张爱玲对此感激有加，她后来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