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太神秘了！
其实，张爱玲一是怕生；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不想在卧室里见客——她一直住单身公寓，只有卧室，没有客厅。
直到一年后，张爱玲为躲“跳蚤”开始频繁搬家，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接见”了他。
当时林式同看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这次张爱玲谈了躲跳蚤的事，说将来如果需要，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林式同大惑不解，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后来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租房代理人”。
张爱玲对那个卡夫卡式“蚤子”的存在，坚信不疑。有的朋友不理解，写信给她说，杀灭跳蚤很容易，用喷杀剂就行了，何必搬家？
张爱玲答复：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
她去看医生，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宋淇对这件事也是牵肠挂肚，便邀请张爱玲到香港来治病。但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兼之牙痛又发作，怎么也看不好。据夏志清讲，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旧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之意。，该是何等狼狈！
夏志清教授后来提及此事，痛心疾首。
也有张传作者不解：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她这时收入已经不低，为何不去找私人医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健康成了问题，朋友们辗转相告，都很忧心。大家认为，张爱玲长期独居，过于封闭，且起居无规律、饮食简单，人也就老得快。
10年前，张爱玲曾经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哈佛研究生司马新。司马新因为选了《海上花列传》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夏志清向张爱玲请教，与张爱玲建立了书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张爱玲朋友们的行列。
此时，司马新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1988年，他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名医，答应可以给张爱玲看一看。不久，司马新收到张爱玲来信，说已经看好了病，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4）
医生的诊断是，以前大概遭遇过跳蚤，但两三年前就没有了，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敷了药就好。张爱玲说，用药过后“奏效如神”，现在已经找到房子定居了。
朋友们这才放了心。
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坚决否认了“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但是，这三年间惊人的搬家次数，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反应。
在张爱玲治疗期间，水晶在《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张爱玲病了！》，以唤起各地张迷的共同关注。可是，张爱玲并不领情，怪他泄露了个人隐私。水晶只能叹息：“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
“跳蚤事件”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张爱玲又遭遇了“垃圾事件”。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
没过几天，张爱玲又从一家汽车旅馆写信，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在这里，她住了有大半年。
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是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相当整洁。不过，价格也够昂贵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房间，是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家具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
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
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后来曾与台湾明星演员赵文瑄有过一段“姐弟恋”，不过，当时还只是一个“文坛新人”。
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刻意学过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就写信去给张爱玲，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
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类似的信件，到了张爱玲手里就如落进太平洋”。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诗人痖弦约定，算是由报社派遣，前去采访张爱玲。
戴文采找到了张爱玲住的公寓，向管理员提出，要租住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
一连等了十多天，那房子才空出来，她立刻入住。
她并不想打扰张爱玲，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张爱玲出现。只要看见人，也就达到了目的。
结果整整等了一个月，每天贴着墙壁听张爱玲住房的动静，最终才看见了一次——张爱玲出来倒垃圾！
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5）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作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看见张爱玲这样警觉，戴文采当然不敢作他想。一个月来，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一无所获，就这样看了一眼就走，未免不甘心。于是她灵机一动，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
拿到“战利品”后，戴小姐有如侦探，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分析，得出了结论。比如，张爱玲平时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饮料、读什么报纸、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她打鸡蛋壳的技术如何糟糕，牙齿如何不行了（因为没见有零食）等等。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戴文采给张爱玲的那封信的信封，也在垃圾里。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做草稿纸，这张信封上，恰巧有一段文章草稿涉及戴文采，说是现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静，如果要被采访，就好比“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在一些废纸里，还有写给夏志清和痖弦等人的信稿。
这些文稿，都被戴文采收藏，内容至今没有披露。
戴文采在兴奋中，写下了一篇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全文有洋洋万言。
文章写得非常详尽，看得出她确是一个超级张迷，对张爱玲的语录信手拈来。文章最后说，关于“铜板”的那两句话，“确实叫人十分抱歉，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
她的崇拜还是很虔诚的，知道决不能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