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煐和弟弟的记忆里，天津的生活是丰盈而明亮的，衰落的阴影还没有笼罩上来。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此的回忆，满含着感情：“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这座洋房，是在英租界里，32号路61号。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也是非常宽敞。张廷重来到这里，再无人可以干预他，就越发地放纵享乐起来。
张爱玲的童年记忆，就从这奢华中开始。
这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人间的丑恶，还没有进入她的感知。在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对当年种种童趣，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读来，犹如欣赏带有擦痕的老电影片，旧而亲切。
那时的小煐，整天由成群的仆佣所簇拥，被抱来抱去，访亲问客。小小年纪，就开始熟悉大家族在节庆时亲戚往来的礼数。
然而，孩子的兴味，是在她独自窥见的天地。
家中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小煐比弟弟勇敢，喜爱荡秋千。有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丫头——小煐唤她做“疤丫丫”，一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这大概也让小煐感到了惊喜。
夏日的中午，是最可留恋的时光。小煐喜欢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一碗淡绿色的、涩而微甜的“六一散”，就拿出谜语书、还有童话书，念出声来。那种绿绿的六一散，是以滑石粉和甘草为原料的解暑汤剂。之所以绿，是因为里面加了西瓜皮。
天井的一角，有一块青石砧，是小煐最早的启蒙课堂。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仆，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也常给小煐讲《三国演义》，小煐喜欢他，没缘由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毛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5）
而“毛物”的妻，自然就叫做“毛物的娘子”，简称“毛娘”。毛娘也是聪明的，能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非常可爱，但心计也颇深。
一种世俗的情趣，也许从那时起，就浸入了张爱玲的灵魂。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写童年生活的双璧，都有很强的带入感。尤其是写了一些稀奇物儿，写了憨态而有趣的人，还有远离尘嚣的园子及童稚的恶作剧，这些距今几十年前的淳厚趣味，如今已是永远绝迹的了。
小煐好奇的眼睛，也看到了家中很陈旧的习俗，像一些褪了色的画面。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醒来时总是心情不好，要和小煐玩好一会儿，才能高兴起来。
成年后的爱玲还记得：“我开始认识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等认了些字后，家里给小煐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悠长的诵读是难忘的——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卡壳背不下来了，直到忽起顽心，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
小煐还常由佣人带去给堂伯父张人骏请安。记忆里，孩童见老人的场景，也有苍凉入骨的意味。
这位白了胡子的老一辈，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是两江总督。曾依仗张勋之势，准备顽抗到底，但终没能守住南京，缒城而逃，躲进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逃往上海。此时，正在天津当寓公，景况已相当贫寒。
张爱玲幼时对他的印象，到成年后还历历在目：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你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就流泪。（《对照记》）
值得注意的是，幼年的张爱玲，对事物便有很独特的感知。也许，这就是“天才”的潜质吧。
尽管对童年的追忆，都是在她成名以后写出来的，但是所描述的那种印象，却一定是来自幼年的感知。
诸如下面的这些对于“器物”、“颜色”和“吃”的印象——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这种观察事物的眼光，相当自我——唯其如此，人在感觉上才会细腻，且视角独特。
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观察力粗疏，这是比文字功夫低劣还要严重的缺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那些“七宝楼台”式的警句，常为“张迷”们推崇到极点。其实，那不单是文字的天才所致，在观察力上的天赋，才是文字出彩的根本。
封闭的童年，是快乐的，惟一的不快，似乎是来自弟弟。弟弟比她小一岁多，生得漂亮而文静，而且很知道自己是最受宠的孩子。
张爱玲说，对这个弟弟，“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见《童言无忌》。
但是，弟弟又很不争气，多病，因为“忌口”因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又很馋。姐姐能吃的、能做的，他都望尘莫及。姐弟俩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睦。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煐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这些女佣多来自安徽，带小煐的叫“何干”干，是干妈的意思，安徽方言。，而带弟弟的叫“张干”。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煐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煐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煐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煐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隐约也知道这不是好命运，赶紧把手指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自然，这说法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强，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
“住独家村”、“嫁得远远的”——张干想必也不会是认真讲的，不过这些诅咒后来竟一语成谶！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姐弟俩还是有一份情意在。在一起玩的时候，两人幻想自己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小煐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趁着月光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小煐有时也很喜爱弟弟：“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让他编个故事：一个行路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艺。”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风”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张爱玲6年的温暖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1）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伊甸园生活，到了8岁那年，戛然而止了。
这个转折，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有关；更深层的，则是与时代的潮流有关。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煐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黄逸梵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的女性。要挣脱枷锁了，她为什么要悲哀？
小煐当然不会懂。
其实，黄逸梵是在哀伤往日理想的幻灭。由长辈们决定的婚姻，就为了图个门当户对，便葬送了她花信年华里的几乎全部憧憬。
说起来，门当户对并不完全错，起码两人可以少一些文化背景冲突。但不幸，两个19岁的年轻人在结合时，时代在轰隆隆地转轨，他们各自选择的方向太不一样了。
小煐的感受，也就到此为止。久之，“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