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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小煐，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了，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了，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煐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因为有母亲，小煐喜爱这新居；因为母亲从英国来，她又开始喜欢英国了——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英格兰”如何就像“小红房子”？“法兰西”又如何像“浴室的磁砖”？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联想，便是童年那倏忽一闪的天赋之思吧？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煐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
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在这上面花钱。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的时候，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煐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煐送进了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因为先前小煐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
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母亲后来一直想替女儿改名，可是没有改成。在这类小事上，黄逸梵大抵是有些粗疏的。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在文章中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她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甚至不妨可以设想：假如她当初是以“张煐”名世的话，是否还能让人感到如此的亲近？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5）
1931年夏，天分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
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在母亲的督导下，她正一步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张爱玲进了黄氏小学后，仍没放弃学钢琴，在学校里继续学钢琴课。进入圣马利亚女校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学琴外，又开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家里去学琴，每周末一次。
这样的日子，像是如歌的行板，大概要让人有晕眩感。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黄逸梵想不到，她兴致勃勃地营建起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刚开始不久就临近了尾声。
张廷重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在天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小煐的心里，想必是害怕得很，她只能祈愿风暴早点过去。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
父母的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戒除鸦片”一条，他现在做不到，自知理亏，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母亲请来一个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却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见他那个样子，就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闻听此言，父亲才悟到事情已不可挽回，只得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那时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童话样的家崩塌了。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租屋另住。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也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康乐村10号。
但所幸，按照父母的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现在成了她迷惘中的惟一精神支点。
对母亲住的屋子，她甚至有些迷恋：“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在她的面前，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
就在张爱玲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时，又有大变化到来：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了！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这一段回忆，信息的含量实在是太复杂了。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惟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两年前，母亲刚从国外回来那一天，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彼时，张爱玲一定是失望的——刻意的、小小的心思，却一点没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阔大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所以，这次分别时，女孩张爱玲，在情感上才有表和里的如此不同。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孤僻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仅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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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1）
张爱玲后来总结，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说她那时候很压抑，不大愿说话。
我想，这只是一个总体的感觉，且主要是因后母的缘故。而她中学生活的细部，还不至于全都一塌糊涂。
她在中学时代，也有普通小女生的快乐。
她喜欢吃零食，每次带弟弟出去，都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她喜欢吃一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只要周末一回到家，那老女仆就会做给她吃。
她常和表姐妹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在这种时候，她都显得相当开朗，特别是和三表姐黄家漪聊起天来，就更是嘻嘻哈哈，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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