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在试图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去应对这些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试图理解它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谨慎考虑所有这些让人大伤脑筋的困境和难题。但是除了要考虑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需考虑，并且它还不仅仅消耗了绝大部分的以色列安全预算，同时也占用了大部分的政治力量。鲍顿部长说：“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对我们投入在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总是在后面追赶。”但是，对犯罪分子来说却是个绝好的机会。
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有时，似乎以色列已经打算把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在这个问题上。一切似乎都是在阿以冲突火炬的指引下，而以色列自身社会的迷人魅力和活力特性都被忽视了，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来临以后。
外有*的强敌围困，并且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以后，内有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Occupied Territories）不断反抗，这都给以色列提供了强大的国内合法性。但是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牺牲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直到15年前，犹太复国主义还在十分强大的集体主义的支持下，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集体农庄运动（kibbutzim），并且也受到了工会运动的影响（Histadrut）。纳坦·夏兰斯基，苏联的强烈反对者，当抨击自己的新家时，也表达了许多右翼犹太人的心声：“政府对以色列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它成为了东欧集团以外最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以色列要忍受东方中央集权控制和西方*自由的最糟糕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命运。”
但是，对多数的以色列人来说，强大的国家部门是犹太人团结的重要表现，将国家的项目赋予了社会和慈善的实质。全球化正在残酷地吞噬这一特性，在有些地方，更是加深了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以色列电视台著名的政治评论员乌利·科恩·阿哈拉诺夫（Uri Cohen…Aharonov）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本·古里安（Ben Gurion）总理都是人民的公仆，住在狭小的两居室中。每天早上6点起床，为以色列鞠躬尽瘁，整日操劳，到了半夜躺在床上还要想着国事。现在，如果你提起集体农庄这个词，人们都会嘲笑你的。”阿里埃勒·沙龙有一个巨大的农场，而仅仅几里之外就是全国最贫穷的人们居住的斯德洛特（Sderot）地区。富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使我想起了南美洲的贫富差距。
5。 回归以色列（13）
在经历了多年的资本适度流入后，直接的外国投资突然大量拥入，这是受到了《奥斯罗协议》以及之后的和平进程带来的稳定政治局势的激励。外汇管制放松了，突然之间，每年有数十亿美元进入以色列。从1992年到2000年，仅仅用了8年时间，外国投资额从两亿美元猛增到80亿美元。在这一大环境下，来自俄罗斯的资金被以色列的精英们看作是经济成功的指示剂，而不是犯罪活动。甚至更加惊人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从1990年的11，000美元攀升到2006年的18，620美元。以色列的明显富裕，同周边*国家的停滞萧条日益成为鲜明的对比。然而，不太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投资者的资金大量涌入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人数也在稳步上升。
网络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华尔街的自杀新闻不断轰动世界，但是这对全球化世界的边缘地区影响更加残酷。在以色列尤其严重，不仅仅是因为财富全都集中在了高科技产业，同时也是因为2000年正好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紧缩政策代替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预算扩张。花费在以色列国防军的预算大幅增加，以应对巴勒斯坦人的挑战，但是花费在警方上的预算最初保持不变，但是随后就被实际削减了。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福利计划也被消减，在很短的时间内，从20世纪90年期间就一直增加的贫富差距突然之间更加明显了。世纪之交的以色列社会也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影响对以色列更是糟糕，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财政赤字持续增加，安全预算猛然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猝然下降。同时，另一群新的外来劳工阶层兴起（许多都是偷渡客），代替了巴勒斯坦人，因为巴勒斯坦人现在都被圈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贪婪的消费主义文化蓬勃发展，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对俄罗斯人的敌意又开始增加，尤其是认为他们都是一群犯罪分子。1999年，一份关于前苏联移民中犯罪问题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24％的以色列人对俄罗斯的社区持负面的态度。到2003年1月，同样的调查显示，这一数据已经上升至38％。然而，一个月后所发生事情使得以色列人开始重新思考究竟谁才是罪犯。1995年，在特拉维夫丹全景酒店的会议上，俄罗斯人已经达成协议要避免在以色列境内明目张胆地惹是生非，以免引起公愤。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却发现20世纪90年代，除了美酒和富裕之外，还孕育了一种新的现象——本土的以色列黑帮集团。并且，和俄罗斯人不同，这些家伙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公共形象。
泽夫·森斯坦（Ze’ev Rosenstein）驾着梅赛德斯汽车停在了耶胡达·哈莱维大街（Yehuda Halevy Street）一家经营外汇兑换的小店门前。这是12月某日的中午十分，东地中海短暂的冬日还没有消逝。40出头的伊莱（Eli）告诉《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的记者说：“几个警察正在盘查坐在一辆红车中的一个家伙，突然一声巨响……接着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仍然在对面的塔布拉（Tabul）面包店工作的阿龙（Alon）说：“很大，很大一声啊，接着我就看见一具尸体飞上了天。来了许多人——当然是警察啦，就像恐怖袭击一样。在刚开始的20分钟里，每个人都认为是恐怖袭击。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和森斯坦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干的。”
5。 回归以色列（14）
实际上，这是泽夫·森斯坦第七次遭人暗杀，他同阿贝尔吉尔（Abergil）家族几年来一直势不两立。但是同前几次不同，这次失败的暗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特拉维夫南部一条有点没落的繁忙街道上。众所周知，森斯坦就好像一只“九命猫”，只受了一些小擦伤，立即驾车逃走了，但是三位无辜的路人却被炸死。
公众出离愤怒，报纸上也登满了强烈的抗议文章。在距爆炸地点几码之外一个超市工作的比尔哈（Bilha）说：“难道我们这个国家遭受的爆炸还不够多吗！他们完全疯了吗？究竟怎么啦？犹太人炸犹太人？”
警方指责内政部削减他们的预算。爆炸发生后吉尔·克莱曼说：“我们没有资源同时两面作战。”克莱曼在追捕俄罗斯黑社会的犯罪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是以色列警方的发言人，他十分沮丧地说：“这就好比一张很大的床，却只有一个很小的毛毯，并且我们还不得不扯来扯去。因此，如果这张毯子盖住了反恐工作，就没法再打击犯罪了，你不能同时兼顾两方面。”
阿里埃勒·沙龙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政府承诺增加5亿谢克尔（约合1亿美元）的预算作为打击犯罪活动的经费。报纸评论员开始分析森斯坦、阿贝尔吉尔和其他四个家族，并且同巴勒斯坦人相比，讨论他们对以色列国家的威胁大小。很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家族是贝都因人帮派。
以色列著名的犯罪学专家梅纳希姆·埃米尔（Menachem Amir）解释说：“｜以色列本土的犯罪集团同俄罗斯黑手党不一样，俄罗斯人十分谨慎，纪律严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以色列的犯罪集团都是家族式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组织结构更像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埃米尔教授继续说：“如果犯罪集团以家族为基础的话，荣耀和复仇这些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家族帮派的斗争偶尔会伤及无辜，如森斯坦一案，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警方。这些血腥的案件可以使情报官员监视犯罪集团的动向，“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黑手党和类似的组织更加有效率，更加危险。”
赌博一直是以色列犯罪集团繁荣和兴盛的传统产业。在《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人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耶利哥（Jericho）＇ 耶利哥，巴勒斯坦古城，临近死海西北海岸。是扼守约旦河下游河谷的要塞。——译者注＇开设赌场，作为以色列领海之外红海上流动赌场的补充。据传，森斯坦和阿贝尔吉尔控制了大部分的赌场生意，同时也从组织以色列人到土耳其的赌博中获益。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的黑帮集团扩展了其业务，开始参与另一项更加赚钱的业务。美国毒品管制局的报告称，这些家族“也许是由于他们在安特卫普具有长期的关系，因而他们继续在从比利时往其他地方转运大量摇头丸（到美国）的业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关系，就是全世界各地黑社会组织赖以发财的四种关键商品之一：钻石。其他三种分别是：武器、毒品和能源。
摇头丸是少数在美国市场还没有达到饱和的毒品之一。欧洲是合成毒品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这种毒品能刺激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尤其是对同类的亲切感。它在西欧的中心主要是阿姆斯特丹，不过在千年之交以后，执法机构也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查获了大规模的生产基地。
5。 回归以色列（15）
在2003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以色列是全球摇头丸走私活动的重镇，并且从欧洲扩展到了美国。报告中说，“以色列的毒品走私集团是往美国运送毒品的主要来源，他们使用特快专递、商业航班，最近也开始使用航空包机运输。”近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一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