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出发的时候，既害怕又沮丧。他还从未因为说过什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而引起如此的群情激愤。我也很害怕，如果当时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去，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的。我们分手的时候，泪湿了衣衫，两个人心里都在想，也许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了。
在约翰的整个旅行途中，我没有一刻不提心吊胆。每一场电视报道我都会看，而且经常往布赖恩的办公室打电话。我让约翰只要有可能，就给我打个电话报一下平安。刚去的时候，约翰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为他所说的话公开道了歉。道歉可不是约翰的一贯风格，尤其是当他说的话就是他的本意的时候。但是布赖恩和其他人都劝他道歉，就算是为了大家好。
尽管激起了如此强烈的争议，他们的音乐会仍然全票售出。8月29日，他们在旧金山的坎德尔斯蒂克公园面对狂热的人群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一天以后，约翰回到了家里，一切终于过去了，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他连着睡了整整两天。
停止旅行和演出可以让披头士们放松许多，但是他们也感到有些失落。虽然并没有停止写歌、出唱片，但是一旦歇下来，还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于是他们渐渐地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培养各自不同的兴趣。林戈有了一个与家人相处的好机会。他是几个男孩中最看重家庭的一个，喜欢和妻子、孩子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保罗和乔治想去旅行。保罗想带着简去非洲，而乔治和帕蒂要去印度。自从在拍摄《辛劳一天的晚上》时接触到了锡塔尔琴以后，乔治开始对印度音乐产生了兴趣，他想了解更多的印度文化和宗教信仰。
而约翰接了一个电影，叫做《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他被这部电影的反战主题吸引了，而且由于之前披头士拍的两部电影都取得了成功，他在想也许自己适合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做一名真正的演员，感到既激动又紧张。拍摄地点先是在德国，然后去西班牙的一个海滨小城阿尔梅里亚。约翰说他的拍摄日程一旦稳定下来，就让我和朱利安也一起去。几个星期后，我们就飞往西班牙，住在约翰租的别墅里。当时和他一起住的是演员米歇尔·克劳福德和妻子嘉贝丽、他们的孩子还有保姆。
为了符合他所扮演的角色，约翰剪掉了他的长发，并且带上了那种小小的、圆圆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式的“奶奶”眼镜。在过去的几年里，他都一直带隐形眼镜，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的。但是，有的地方有一种习惯，就是当歌迷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时，就往舞台上扔一种糖豆。约翰不止一次被歌迷扔过来的糖豆打中。有一次，一粒糖豆打中了他的眼睛，把一侧的隐形眼镜打了出来，弄得他的眼睛疼了好几天。在那个年代，隐形眼镜的镜片都是很厚的，戴在眼睛里非常不舒服。带过“奶奶”眼镜之后，他就喜欢上了，并且决定一直戴下去，于是，约翰的经典形象也就从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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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们现在比耶稣还要受欢迎”（3）
我喜欢待在西班牙看他们拍电影，但是我们住的别墅既潮湿又破旧。所以当莫琳和林戈度假途中飞到西班牙去找我们时，我们就赶快找借口要换个地方住。后来找到了一处很大的别墅，里面带游泳池的那种。据说这里以前是一间女修道院。刚搬进去不久就发现那个地方闹鬼，灯经常自己灭掉，东西有的时候会神秘地移动，而且，我们都感觉到了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存在。为了驱逐这里的邪气，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但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断电了，并且一阵狂风吹了过来。外面雷雨交加，我们在空旷的大厅里点了很多的蜡烛。在微弱闪烁的烛光下，气氛才开始缓和，有人开始唱歌。于是，大家都一起唱了起来，悦耳的旋律在空气中流淌，好像我们已经完全在精神上和谐起来。过了半个小时，灯忽然亮了，咒符被打破，但是我们都相信在唱歌的时候，原来住在那里的修女的灵魂引导着我们。
电影很成功，约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导演和制片人理查德·莱斯特告诉约翰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尽管约翰很喜欢表演，但是他讨厌背台词和等待，而这些都是拍电影所必需的。于是他决定继续留在音乐领域，那才是他内心真正所向，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阁楼的录音棚里创作新的歌曲。
我很高兴他依然那么有创造力，但是他的毒瘾却没有戒掉，并且常常对我不理不睬。而我仍然寄希望于时间，希望那个真正的、充满爱心的约翰能够回来。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给我看，那是关于一个叫做小野洋子的日本艺术家的报道。她拍了一部电影，里面是好多人的屁股，紧紧地挨在一起。“辛，你看看这个，开玩笑呢吧。天那，下面还有什么？她一定不是认真的。”我们都笑着摇了摇头。“疯了，”约翰说，“她一定是精神失常了。”我觉得也是。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先锋艺术或者概念主义，随手就把报纸扔进了垃圾桶。后来我们没有再讨论过小野洋子，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我问约翰他在看什么，约翰告诉我，那是一本叫做《柚子》的很薄的书。“是那个奇怪的搞艺术的女人寄给我的。”他说。
“你见过她了？我怎么不知道。”
约翰抬起头来说：“是的，我去看了她的展览。约翰·邓巴请我去的，疯狂极了。”约翰·邓巴是米克·贾格尔的女友玛丽安娜·费斯富尔的前夫，和约翰是朋友，在伦敦市中心有一家小画廊，叫“印狄卡”。约翰·邓巴经常邀请朋友去画廊看展览，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小野洋子已经决心追求约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给约翰写了很多的信和卡片，甚至来我们家找过约翰几次，而我当时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因为她来的时候我和约翰都不在家，而多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歌迷，也就没有告诉我们。至于约翰是不是知道，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约翰和我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亲密了，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回旧日的那种无间的感情。内心那从未高涨过的信心此时被打击得更加低迷了。我仔细地端详那些报纸杂志上的旧照片，希望找出经常感觉自己不漂亮的原因。最后，我找到了，问题在于我的鼻子。我和父亲一样长了一个很大的罗马鼻子，中间有一块肿起。我总想，如果我的鼻子像母亲或者哥哥那样小一点、挺一点，一切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从内心深处我也知道，这种想法很傻，但是我迫切地想把问题归结在某些我能够把握的原因上。如果问题在于我的鼻子，那么我可以去整容。
每次当我告诉约翰我要去做整容手术的时候，他都觉得很好笑，而且会加上一句：“如果他们把你的脸做坏了，别哭着来找我啊。”
我坚信，有了一个新的鼻子，我会获得重生—开心、自信并且性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手术室。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鼻子上包着厚厚的纱布，一大束红玫瑰被送到了我的床前，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爱你的约翰和朱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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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们现在比耶稣还要受欢迎”（4）
拆纱布的那天，我忐忑极了，害怕我的任性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最后当我鼓起勇气朝镜子里看去的时候，心里立刻充满了喜悦。我的脸上有了一个漂亮小巧的鼻子，这个梦寐以求的小鼻子终于来了。这下我永远也不会后悔做这次手术了。
我认为自己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回家后竟然没有人注意到。朱利安没发现有什么不同，我的朋友们也没注意到。“你们没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问他们。一个人说：“你换了新眼镜？”另外一个问：“你换发型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说明我的鼻子就是最完美的了。约翰呢？他倒是觉得很不错，但是仍然认为我特意去做手术这个举动有点儿发神经。
1967年2月，披头士又发布了《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 Forever）和《便士港》（Penny Lane）。歌中唱到的这两处都是他们以前在利物浦的时候常去的地方。便士港在市中心，像个小村子一样，离约翰、保罗和乔治的家都不远。他们经常在那里见面，一起买东西或者坐公车。草莓地是沃尔顿离咪咪家不远的一个儿童中心的名字。约翰以前曾经无数次从那里的红色沙石墙下走过，他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这首单曲开始并没有达到榜首，虽然最终还是达到了，但是自从《请让我开心》开始，过去每次他们的新歌都是直接登上排行榜首位的。现在是不是他们的水平下降了？还是歌迷们对他们停止演唱会表示不满？结果不得而知，我们除了观望别无他法。
后来的几个月里，4个人在音棚辛苦地工作，夏天的时候又推出一部新专辑《胡椒中士的孤独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誷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其中有几段音乐是在毒品的影响下写成的，但是它那绚丽的、梦幻一样的风格很好地迎合了国民口味。当时正处在“权力归花儿”运动的中期，嬉皮士、花儿、爱好和平成为了一切主题。那时候流行迷幻剂和迷你裙，人们都纷纷涌到卡纳比街去买土耳其长衫或者那种代表爱的珠链。
《胡椒中士》中有一段音乐“露茜在缀满钻石的天上”，人们都认为约翰是在描述吃了LSD后的感觉。其实，那个题目是朱利安起的：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带着一张画，上面是他的朋友露茜。约翰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露茜在缀满钻石的天上。”约翰立刻就喜欢上了儿子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和这个天真的描述。
到这个时候，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