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前妻的位置的。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丈夫和我一起开车把朱利安送到了曼彻斯特机场。出来的时候，围在门口的记者发现了我们，但是当看到我们的脸时，都纷纷后退，让我们过去了。这令我很感动。两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都在沉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内心深深的痛楚吞噬着我，而我为了朱利安还必须收起伤痛去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这一切弄得我心力交瘁。
在机场，我看着他被一个乘务员领上了飞机。我知道，坐在机舱里，他周围肯定到处都是正在看报纸的人们，而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对他父亲的死进行大肆渲染的文章。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去，陪在他的身边。就在要消失在机舱门口的那一刻，朱利安扭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他那么年轻而单薄瘦小，我的心也开始为不得不让他独自前往而疼了起来。
回到威尔士，大批的记者仍然堵在家门口，把整个小镇都塞满了。几年以后，当朱迪·芬尼根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梅德利一同出演电影《清晨》（This Morning）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天早晨她也在围在我家门口的记者当中。“我能体会你当时的感受，”她说，“你看起来憔悴极了。”
当我的丈夫把一个伶牙俐齿的记者放进屋里来的时候，我非常生气。这个记者自称正在写一本关于约翰的书。后来，他出去以后，竟然宣称我接受了他的一个长长的采访，但是事实上我只和他说了几句话就打发他走了。我没有心情和状态接受任何采访。回到屋里，我拖着麻木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已经挤不出眼泪了，我努力让自己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那天夜里，当我好不容易阖上眼的时候，一声可怕的巨响又把我惊醒了，就好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顾不得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跑了出去，发现屋顶上的烟囱被大风刮倒砸穿了天花板，落到了朱利安在顶楼的房间里。很显然，刚刚不知道从哪儿刮了一阵疾风，似乎有点不祥。谢天谢地的是，我的朱利安不在那里。
第二天朱利安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安全到达了，正在和小野洋子、肖恩还有很多其他人待在位于达科他大厦的公寓里。房子外面早就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屋子里面，肖恩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在洋子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告诉他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朱利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他告诉我，是约翰的助手弗雷德·西曼到机场去接的他，并且对他非常好。听到有人在照顾我的儿子，我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了一些。
在威尔士，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酒吧不能关门，还得靠它来维持生计。而且在这个忙碌的时节，丈夫和安吉也不能缺少了我，所以我们只得照常营业。我每天继续打扫卫生、烧饭、招呼客人、照顾妈妈……麻木地做着一切，还常常走神。要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收起悲痛，但是关于约翰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音乐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关于他，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我收到了几百张慰问卡片，有的来自约翰以前的熟人，还有的来自那些喜爱他和他的音乐的人，这些卡片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在那个圣诞节前的时节里，我的心始终空落落的，儿子不在身边，婚姻处在危机，我被痛苦、心碎和失落所淹没。这个令我充满激情地爱了这么久的男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活力四射的生命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疯子的子弹夺走了呢？他怎么能在两个儿子都非常需要他的时候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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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1）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年9月，我开始在利物浦艺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我刚刚18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前一年，父亲在与肺癌做了一番痛苦的斗争后不幸离世。两个哥哥离开了家，母亲和我在经济上十分拮据。父亲十分担心我们的生活，临死前，他说希望我外出工作帮助母亲，而不是上大学。虽然我很难接受大学梦就此破灭的前景，但还是答应父亲我会找份工作的。
当时，妈妈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去世后，她对我说：“亲爱的，你必须念大学，我们会筹到学费的。”于是她出租房间以补贴家用。妈妈在主卧室里满满当当摆了四张床，四个年轻的电工学徒也很乐意共住一个房间。从那时起，家里更像是一个公寓了，厕所前总是排着长队，我必须黎明时早早起床，才能第一个用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母亲充满了感激，并暗下决心不让她失望。
从进入艺术学院就读开始，我就是一名模范生。每天很早就到学校，穿着我最好的运动衣和斜纹软呢短裙，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兜里装着削尖的铅笔，令我看上去就是一个校园里最勤奋的女孩。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老师，艺术是我上中学时唯一喜欢的科目。12岁时，我进入当地一所初等艺术学校学习，那时，我着实高兴了一阵。这所中学与艺术学院就在同一条街上，在那里，我和一个叫菲利丝·麦肯齐的女孩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还约好要一起上大学，但是菲利丝的父亲不同意，坚持要她找份工作。不得已，菲利丝只好白天为当地一家粮店工作，晚上则全心全意地在夜校上人体素描课。
和我一起上了大学的还有安·梅森和海伦·安德森这两个艺术学校的女孩。大学生活让我们兴奋极了，好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她们身着各种各样波希米亚风格的奇装异服，相当大胆前卫，而我们只敢怀着羡慕和崇拜的心情偷偷看上几眼。
我的大学同学多是战前或战争中期出生的，拿我来说，就出生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那时母亲和其他一些孕妇一起被送往相对安全的布莱克浦。1939年9月10日，在海边一家家庭客栈的小小的单人间里，妈妈生下了我。说起生我的过程，简直像噩梦一样：她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痛苦地待了一天一夜。当助产士最终赶来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妈妈和我都将没救了。助产士把门锁上，向妈妈保证没有人会看见，然后拽着我的头发、耳朵以及任何她可以抓到的部位把我拖到了这个世界上。父亲几个小时前就已赶到了，助产士让他先出去待会儿，他回来以后，看着虚弱到了极点又惊吓过度的妈妈，顿时哭了出来。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妻子度过了这一关，他有了个女儿。
我的父母原来都在利物浦，但是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决定离开那里，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就从柴郡渡过了默西河来到了威勒尔。他们当时带着我和两个哥哥—11岁的查尔斯和8岁的托尼，在一个叫做霍伊莱克的海边小村一所半独立式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当时爸爸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他的任务是往各个商店销售电子设备。为了挣钱，他每天必须在城里到处跑，而我们则在家躲避那些不长眼睛的炸弹。利物浦的好多地方都已经被炸弹毁坏了。当轰炸机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妈妈就用胳膊护着我们藏到楼梯下面的厨柜里面去，炸弹爆炸的冲力都能把我们从凳子上震下来了。
那些年里，物资是限量供应的。我们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靠政府发放物资生活，不错的是，我们还分到了一小块地，可以种些蔬菜，后院里还有一间小小的鸡舍，可以养几只鸡。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现象很普遍。哥哥们吃熏肉，我只能吃最外层的皮，而他们把肉从骨头上面弄下来以后，我就啃骨头。我给他们擦鞋，帮助妈妈照顾两个哥哥和爸爸，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温顺、胆小的女孩，作为家里最小的和唯一的女孩，我接受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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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2）
物资配给一直持续到战后几年，所以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物质短缺当中。我那时常常帮街上住的两个老太太买东西，作为回报，她们一个给我一些甜食，另一个给我一些她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在那个年代，衣服和甜食都是很了不得的东西了。我5岁那年，16岁的查尔斯就离开了家，所以我对他在家的时候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也去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先是在伯明翰，后来又去了伦敦。查尔斯钢琴弹得很不错，那时整条街上的人们都经常听他弹琴。
两个哥哥中，我跟托尼更亲密一些，所以当他1950年满18岁应征入伍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念他。战后，他为了讨女朋友欢心而去了警察局工作，因为那里会分给他一套房子。但是托尼不喜欢当警察，所以当女友离开他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解脱了，因为终于可以辞职不当警察了。
我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父母和我。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彼此相爱，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两个人吵架。我的父亲也叫查尔斯，他很和善，精力旺盛而且性格开朗。在我的记忆里，他只冲我发过一次火，原因是我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嘴里骂了一句脏话。我很喜欢我的父亲，记得上初等艺校的时候，我每天早晚坐火车来回利物浦都能和他同行。他身上常常装着一包糖，是带给客户的，有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就会抓一把给我。
我的妈妈莉莲在那个年代也是很不寻常的女性，因为她不喜欢做家务，常常一个月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