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与笔- 第1部分

自序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动于不得不然矣。后汉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冲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综合司马光“东汉风俗论”的基础上，试以揭示力量上“弱势群体”、道德上“强势样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重新展现相对遥远的东汉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侧面。在这个时代里，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溶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棕色的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
　　本书在写作技巧上，沿袭作者较为成功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写为3编、9章、27节之状，便于读者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框架。
　　为了使这段始于1世纪20年代、终于3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写作”而过分简化，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以尽量洗练的文笔表达出来。如此，除了补缀本书的主体之外，还有益于读者丰富见识，即把这些小故事比照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换言之，历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这些小故事在本书整体设计上，也有“大注释”的意义，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给主体叙述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有些效果明显者，一为东汉制度之记，如官秩（什么叫二千石以与“比二千石”与“中二千石”之区别）；另为社会风俗之记，如民谚童谣，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真实风貌。
　　《后汉书》在志部分，独记有谣，也是一大写作特色。但是，《后汉书》的志部分不是范晔写的，而是后人将他之前的司马彪的著作合进来而成。这样的历史趣事，则在本书的附录三即范晔的小传中，予以详述。
　　附录二则是东汉的帝王谱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号，有利于读者在细节上连贯本书主体部分所描述的各个事件。
　　最后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为什么在第九章后两节要写《后汉书》所涉资料以外的诸葛亮与曹丕？其一，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败之后，这个群体分裂的结果，各谋政治出路，其中诸葛亮与刘备（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中兴梦幻；其二，诸葛亮与曹丕虽为《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从人生经历上讲，此二人均是“汉人”而非“三国人”，退一步讲，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大半部分是汉人，少半部分是三国人。
　　诸葛亮活了53岁（公元181—234年），前39年都是生活在东汉；曹丕（公元186—226年）比诸葛亮小5岁，活了40岁。因他篡位才有三国，而其40岁的寿命，有34年是在东汉度过的。
　　作为两位特殊人物，他们是东汉灭亡的受益人，他们也是三国的“活化石”。所以，以其二人之经历入本书不但没有牵强附会之嫌，反而更能使整个东汉历史的通俗叙事有始有终。
　　不多述，是为序。
　　2007年4月20日晨初稿，
　　5月4日夜定序于绵逸书房
　　自序
　　4
　　——东汉文人？外戚？宦官的三角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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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刘秀难题
在刘秀趁时而起，从西汉外戚王莽及变乱的诸雄手中基本夺回刘家江山之后，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他：为什么在王莽篡汉过程中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为王莽歌功颂德，汉刘家的治能、治术、治德当然出了大问题，但总不至于让精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义全丢了吧？
　　比之春秋大义，王莽是乱臣贼子无疑；比之春秋大义，多数精英不正常了。
　　这是个问题！可称为“刘秀难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游侠问题时，附带说了一下：“案刺客游侠至汉武之后，其风遂微。王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汉末之风俗，可想见矣。”
　　有四十多万人为王莽歌功颂德，相当于精英们的心灵谷田里遭受了巨大的雹灾，大伙的良心叶子全被撸光，乃至于枝干也给砸趴下了。不倒的，是极少数。
　　为什么知识精英们的心田大面积受灾？直到刘秀开创的汉刘家第二帝国快灭亡时，仍然有人试图在解答。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潜夫论》中将问题再度给摆了出来，他说：“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尉令，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
　　王符的这个说法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但是未免有些激忿。他没计算那些“中间群体”，即不与王莽政权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在另一端，残酷的“十万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证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的无耻嘴脸。如果一定以统计学的专业角度论事，那么就应当注意“品质标志”，通俗地说，叫“分类标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应当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讫令尉”这么一个范围的“十万之计”。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做官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放下这笔算了个大概齐的账目不说，还得审视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发言。
　　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有150年前刘秀生活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