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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在志部分，独记有谣，也是一大写作特色。但是，《后汉书》的志部分不是范晔写的，而是后人将他之前的司马彪的著作合进来而成。这样的历史趣事，则在本书的附录三即范晔的小传中，予以详述。
附录二则是东汉的帝王谱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号，有利于读者在细节上连贯本书主体部分所描述的各个事件。
最后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为什么在第九章后两节要写《后汉书》所涉资料以外的诸葛亮与曹丕？其一，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败之后，这个群体分裂的结果，各谋政治出路，其中诸葛亮与刘备（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中兴梦幻；其二，诸葛亮与曹丕虽为《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从人生经历上讲，此二人均是“汉人”而非“三国人”，退一步讲，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大半部分是汉人，少半部分是三国人。
诸葛亮活了53岁（公元181—234年），前39年都是生活在东汉；曹丕（公元186—226年）比诸葛亮小5岁，活了40岁。因他篡位才有三国，而其40岁的寿命，有34年是在东汉度过的。
作为两位特殊人物，他们是东汉灭亡的受益人，他们也是三国的“活化石”。所以，以其二人之经历入本书不但没有牵强附会之嫌，反而更能使整个东汉历史的通俗叙事有始有终。
不多述，是为序。
2007年4月20日晨初稿，
5月4日夜定序于绵逸书房
自序
4
——东汉文人？外戚？宦官的三角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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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刘秀难题
在刘秀趁时而起，从西汉外戚王莽及变乱的诸雄手中基本夺回刘家江山之后，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他：为什么在王莽篡汉过程中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为王莽歌功颂德，汉刘家的治能、治术、治德当然出了大问题，但总不至于让精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义全丢了吧？
比之春秋大义，王莽是乱臣贼子无疑；比之春秋大义，多数精英不正常了。
这是个问题！可称为“刘秀难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游侠问题时，附带说了一下：“案刺客游侠至汉武之后，其风遂微。王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汉末之风俗，可想见矣。”
有四十多万人为王莽歌功颂德，相当于精英们的心灵谷田里遭受了巨大的雹灾，大伙的良心叶子全被撸光，乃至于枝干也给砸趴下了。不倒的，是极少数。
为什么知识精英们的心田大面积受灾？直到刘秀开创的汉刘家第二帝国快灭亡时，仍然有人试图在解答。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潜夫论》中将问题再度给摆了出来，他说：“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尉令，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
王符的这个说法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但是未免有些激忿。他没计算那些“中间群体”，即不与王莽政权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在另一端，残酷的“十万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证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的无耻嘴脸。如果一定以统计学的专业角度论事，那么就应当注意“品质标志”，通俗地说，叫“分类标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应当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讫令尉”这么一个范围的“十万之计”。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做官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放下这笔算了个大概齐的账目不说，还得审视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发言。
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有150年前刘秀生活的王莽时代同质复制趋势，外戚炽盛，汉刘将危。
关于他的生卒，《后汉书？王符传》没详载，只说他生于和安之际、卒于桓灵之际。和安之际中有殇帝一年，是为公元106年；桓灵之际，是在公元167年这个时点上。推算而言，他活了60岁多一点的样子。
其次，他这个人很牛气，《后汉书》称他“耿介不同于俗”，即对社会政治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或言之，他是在借古讽“今”即用西汉“成帝以降”到王莽这一段，来影射桓帝政治以及稍前顺帝政治。
顺帝后期，王符30多岁，不到40岁，正值气盛才炽之年；而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7—167年）前半期呢，他已经50来岁，愈觉天下之不可救，如同他生命将要终息之势不可逆转，故而言辞更加高调。
呜呼，老先生处于做刘崇与翟义而不得的境况，因为他手头没有一兵一卒。再说，后来人们的反抗未必一定非如刘崇、翟义一样地起兵，比方说割据一方如公孙述者以观天下而试叛之，也未尝不可。
此话稍后即论，多说几句的是这王符的影响力和牛气。到南北朝汉刘家第三帝国刘宋时代里，大史学家范晔把他列入了顶尖学者等级，即与王统、仲长统为“一传三人”，该传全称为《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范晔一口气引述了王符的5篇文章，全出自《潜夫论》。《潜夫论》总共36篇，被列入作者本传5篇，约为14％，非常了得！相比之下，到现在仍很有名的王充，有《论衡》85篇，范晔一篇未引；按当今哲学史“排行榜”，名声稍逊于王充的仲长统，有《昌言》一书，计34篇，范晔引了3篇，约为9％，比不上王符的受重视程度。
从范晔之重王符回到王符的生活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牛气”划出的“影响”轨迹。
王符是安定郡① 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当时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是安定人。在皇甫规眼中，一般的高官与学者根本就不算什么。他辞官回家后，有一位曾在雁门郡② 做过太守的人过来拜访，因为此公是“货得”即行贿而为太守的，皇甫规瞧也没瞧他的名片（时称“书刺”），仍然侧躺在床上看书。按当时的礼节，主人是要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的。前太守进来后，皇甫规似有所指地问：“太守先生，雁门郡的大雁一定很好吃了？”这是影射之言，婉指这家伙在雁门郡没少收贿赂。其实呢，在那个知识精英整体堕落的时代里，行贿买官、上任后再“搂回来”，也无可厚非。不过，如此暗讽，令场面很尴尬。正在尴尬之际，皇甫规的仆人说：“王符先生已到大门外，求见将军您。”
“快请，快请！”皇甫规像受了惊似地在卧榻上起来，连揽衣的带子都没系上，更没换鞋子，穿着时称“屐履”的拖鞋就蹿出去了。那个亲热劲，简直让前太守无地自容：皇甫规不但积极出迎，还拉着此前未曾见过一面的王符的手，好像前生今世都是好友一样。
皇甫规招待王符的兴头儿甭提多旺了，史称“与坐，极欢”。
为现场这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买官的前太守还落了一句讽刺，安定人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那意思是说：哎呀，你这个曾职任太守的老乡呀，白白干到二千石的高位，竟然不如布衣王符受到皇甫规的尊重，丢人呀！
当然，本节的主题不在于“恢复王符的历史地位”，而是通过他作为一个时代指标，来印证刘秀难题的难度。
刘秀难题，本质上是道德持守者震惊于知识精英的整体堕落即多数精英已经不正常的社会现状，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苦闷。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严重失血问题。而就在刘秀在称帝于鄗县（今河北内丘）之后，仍有两个与他抗衡的重量级人物。此二人，一个叫隗嚣①，一个叫公孙述。此二人皆为知识精英，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俩几乎是在刘秀难题正式出现之前，就着手解决刘秀难题的。
与同时代的英雄刘崇、翟义的反抗不同，隗嚣、公孙述二人选择了割据。割据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反抗，因为它不但用来反对王莽，也可以用来反对刘秀。后来，他们终于成了刘秀统一帝国的障碍，尽管最后被消灭。
失去道德目标的上将
隗嚣是天水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县北）人，少年出仕为郡里的小官。时值王莽盛期，王莽的国师刘歆对这位偏远地区的知识精英十分器重，“引为士”，估计是安排进了京城长安。等刘歆反对王莽的政变失败而致身亡后，隗嚣就逃归乡里。他的逃跑并不只是因为刘歆事败自杀，而是天下乱势已定，待在长安不保险，不知哪天让反王莽的武装势力给杀了头。再说，汉刘皇族的刘玄也已起兵称帝，群雄逐鹿，他跑回边疆的老家去，可以待机而动。
没等他理出头绪来，他的三叔隗崔和二叔隗义就和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东南）人杨广及冀县（今甘肃武山县东南）人周宗，一起大闹了。这4个人领兵攻占了天水郡北面的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南）。
按进兵原理，他们该向东南进攻长安才对，然而他们却向西攻平襄，看来是没大闹腾头儿。不过，这几位似乎懂点兵法，因为在成纪、武山、平襄之间打出一片三角形根据地，基本上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条件。
虽然说隗崔、隗义兄弟是隗嚣的叔父，但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作为知名学者的侄子。他们与杨广、周宗杀了王莽派住平襄的镇戎大尹（即将军）并占据平襄后，有些茫然，“怎么地也得请一个比我们影响力更大的人当我们的头儿哇！”4人一商量，就找到“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