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毛利氏、小早川氏却跃跃欲试，他们在日本统一战中损失相对较小，保存了相当的势力。而且，他们的领地离明朝和朝鲜比较近，侵略成功后，瓜分领土也比较方便。秀吉手下的大量年轻武士也想从战争中获得战功，以期使地位更上一层楼。因此，秀吉的策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天正十九年（1591）六月，雄心勃勃的秀吉派对马岛岛主宗义智为使者，致书朝鲜国王宣祖李昖，书信原文如下：
日本国王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
雁书薰读，卷舒再三。比年我朝诸国分离斗争，紊纲纪、废礼仪，而不从朝宪。余慨然奋激，讨灭叛逆，宇內渐归廓清矣。余素出于侧陋，然母孕余也，有日轮入怀之祥。相者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则八表仰风裁，四海服威名，其何疑乎！”及其倡义，战则胜，攻则破，果无不如意。数年之间，天下大治，民安财足，遂致帝都壯丽，朝家之盛，盖无如今日矣。余思人生不满百，安能郁郁乎斯土﹗将一超直入明，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院邦小岛在海中后进辈者，不可作许容也。余入明之日，将士卒来军营，則弥可脩邻盟也。方物领纳，珍重保啬。
很明显，秀吉是要“假道朝鲜，以伐明朝”，但朝鲜君臣认为秀吉用的是“假途灭虢”之计，而且他们对日本不是很了解，在他们眼中，日本只不过是穷乡僻壤出刁民，出的尽是些倭寇。一个净出海盗的地方，还想侵略大明？朝鲜君臣只是把秀吉的书信当成一些疯话而已。当时，朝鲜作为附庸，在明朝强大的羽翼下已是武备荒废。由于受明朝影响，朝鲜重文轻武，以致“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三百余郡县多未设防。把这一切看明白的秀吉决议先攻朝鲜，再进大明。
八月，年仅三岁的鹤松夭折，秀吉痛不欲生，捶胸顿足。想想自己一大把年纪了，再想生娃已经不太可能了。无奈之下，秀吉决定立已改名为丰臣秀次的外甥三好秀次为继承人。
在此之前，秀吉就已经下令在肥前的松蒲郡建一座巨城——名护屋城。
名护屋城总面积为17万平方米，以本丸为中心，设置了二之丸、三之丸及东之丸，在靠北的下一层设置了游击丸、水手郭，在更下层还设置了山里丸和台所丸。除大手口外，名护屋城还有五座城门，在北面还有统称为“鯱鉾池”的壕沟，其规模仅次于大坂城。和大坂城不同的是，这座城堡并不是供秀吉享乐的奢华宅第，而是一座巨型军营，用以作为入侵明朝、朝鲜的前哨基地。
据说，他命多员将领负责修建此城。十月，花了不到五个月时间，主体部分就搞定了，速度之快令人乍舌，同时也能看出秀吉急于远征之心。
腊月廿七；秀吉将“关白”之位传给秀次，自己则退位任“太阁”；专注于对外用兵。大海彼岸又要遭受战火荼毒了，而此时的明朝、朝鲜又是何种现状呢…… 。。
第四十七回 兴变法万历中兴 起朋党李朝衰败
且说明朝自朱元璋建国之后不久，便出现了阉党专权的局面，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将大明江山搞得乌烟瘴气。嘉靖帝继位后，更是二十余年不上朝，专心炼丹修道。朝政不但有阉党参与，更被奸臣严嵩父子把持，贪贿公行，吏治*，他们排除异己，清流派惨遭*。而嘉靖帝在位之时，正是倭乱最为猖獗的时期。
国内战争使日本各阶层人士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沦为盗匪。由于商业的发展，各大名对明朝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西国各大名由于地理位置较近，把掠夺明朝沿海地区视为开源之路。明朝的大量商人、农民和失意文人留居日本，他们与倭人勾结，进行联倭劫掠，是这一时期倭寇的显著特点。侨居日本的汪直、邓文俊、徐海、毛烈等在各路大名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和旗号，乘坐张有“八幡大菩萨”旗帜的八幡船，劫掠明朝东南沿海地区，他们杀戮百姓，烧杀奸淫，真是无恶不作。明廷的禁海政策和清剿行动极大地限制了汪直等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也限制了濒海居民乃至一些海商巨富的生存和财路，从而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同劫掠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相结合，成为明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明嘉靖二年（1522）六月，大内氏使臣（使臣：这里指日本大名出使明朝的使者） 宗设、谦导 与细川氏使臣 瑞佐、宋素卿 因争夺对明贸易，在明朝大地上相互厮杀。宗设诛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肆抢掠宁波、绍兴一带，明朝将领刘锦、袁琎等人阵亡，此即震动明廷的“争贡之役”。此后，明廷要求倭方惩办宗设等人，释放被掳官民，遵守两国原订合约，继续贸易。倭方却断然拒绝，致使两国贸易中断，而这又促使倭寇走私更为猖獗。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1），倭寇入侵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两年后，汪直等引倭寇于宁波境内肆行劫掠，又于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高达十万人，这严重破坏了明朝的社会生产，威胁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明廷在剿倭上的无能却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朝廷*，沿海士兵、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提供了可乘之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胡宗宪开始负责东南沿海抗倭之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诱捕汪直，并于三年后将其斩首，但倭寇并未因为汪直的死而有所收敛。抗倭名将戚继光针对南方多湖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配以盾、枪、刀等长短兵器，依形势变换队形，灵活作战。他还发明了对付倭刀的兵器——狼铣，它是用整根竹子作成，并在顶部安装枪尖。倭刀属于短兵器，狼铣是长兵器，竹子顶部的枝冠可以将倭寇有效地阻挡在远处，使他们不得靠进半步。
明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大败倭寇于台州。一代儒将俞大猷创造了一套用楼船歼灭倭寇的海战战术，还发明了陆战的军用独轮车，与戚继光合称为“俞龙戚虎”。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俞大猷率水兵，戚继光领陆军，于南澳剿平广东的倭寇，解除了东南倭患。
万历皇帝登基后，帝师张居正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明确官员责任，裁减冗员，节省了朝廷的俸禄开支；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比先皇隆庆帝时每岁所入增长了74％（记于《明通鉴》卷六七）；任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整饬北方边镇防务；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淮，也颇有成效，史称这段时期为“万历中兴”。虽然张居正、戚继光死后，政务、军务惨遭废止，但是这次改革毕竟奠定了明朝的基础，使之能够迎接这次倭寇的大规模入侵。
从左至右：戚继光画像，俞大猷塑像
再说地处明朝东北的朝鲜地区，先后历经了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等时期； 最后高丽国的李成桂在内乱中获胜，统一了高丽，并由明太祖朱元璋赐国名为朝鲜，建立了末代的李氏王朝（作者注：后文简称为李朝）。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朝鲜在政体、经济、思潮、道德准则等方面都受到明朝的极大影响，甚至年号和国王及官员的服饰也照搬明朝。
在行政管理方面，朝鲜全国被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道下依次设州、府、郡、县：
京畿道：汉城府、开城府，首府汉城府
庆尚道：庆州府、尚州、晋州，首府庆州府
设左兵营、右兵营、左水营、右水营
全罗道：全州、罗州，首府全州
设兵营、左水营、右水营
忠清道：忠州、清州、公州，首府清州
设水营
黄海道：黄州、海州，首府黄州
平安道：平壤府、宁边大都护府、义州，首府平壤府
江原道：江陵大都护府、原州，首府江陵
咸镜道（宁安道）：咸兴府、镜城都护府、北清都护府，首府咸兴府
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又各分为左右两道，咸镜道（宁安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道。
还按传统将朝鲜全国分为六大区：关北（包括咸镜道、平安道）、关西（包括黄海道、平安道南部、江原道西部）、关东（包括江原道太白山以东，又称岭东）、畿湖（包括京畿道全境及部分忠清道）、湖南（包括全罗道及部分忠清道）、岭南（包括庆尚道）。
在兵制方面，李朝实行兵将分离制，将无定卒，兵无常将。这种制度是由宋太祖赵匡胤首创，又被以后的各朝帝王有所沿袭。它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造反朝廷，但是其致命的缺点是使得“兵不习将，将不习兵”，打仗时匆忙为武将配备士兵，致使士兵不习惯将官指令，最后在战场上一塌糊涂。
在思潮方面，李朝以儒教治国，推崇“忠孝”。从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李朝政府结构严重膨胀，俗称“两班”的文武官僚人数巨多。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最后士林派取得胜利。十六世纪末期，士林派发生内讧，到宣祖李昖时期分裂为称为“东人党”的岭南学派和称为“西人党”的畿湖学派。东人党在*中得势后，分裂为以李退溪为首领的“南人党”和曹植为首领的“北人党”，两派之间互相攻击，乃至利用权势打击*对方。李朝中后期，朝鲜陷入混乱不堪的党争之中。由于士大夫和武将权臣分属不同的派别，致使党争渗入到军队之中。由于朝廷财政窘困，又久无大战，再加上党争之乱，致使整个朝鲜军备松弛。
除了激烈的党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