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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冬天的某一天，我正好回到村里。与“发小儿”（此为北京方言，意为从小一块玩耍大的朋友）一块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同族异辈张文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他父亲与我同辈）儿子娶媳妇，我和同族兄长张全根一说，他也觉得难得一聚，毕竟知根知底。回家和内人说了，她还感到有些吃惊。我说，小时候自己不懂事，现在长大了，才懂得交朋友。也是，人过四十，对于村里的人，或者是村里的事情，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眷恋。以前，老以为自己比村里人有文化，甚至有高人一等的错误想法。其实不是那样，真心相处，还是村里人实在。人常说，城里人虚伪，没有人情味，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出于和文明的交情，也出于本村同族情义，我想在这儿写一写文明的儿子。他叫张振华，小名叫华子，今年（指二零零五年）刚二十二岁，虽说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年青人，却没有如今年青人的恶习，懂事有礼，爱劳动，是村里人公认的好后生。从学校一出来，就和他父亲在外打工挣钱，文明一月挣二千多元，华子一月挣一千五六，二个劳力，养活着两个女人，那日子在村里人看来，可真是没得说，也没人敢比。可就是今年（指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振华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小小年纪给没有了，这个打击对文明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但村里人讲究天意，把这话说白了，也算是安慰生者的一种方式。
华子一出事，文明马上通知全根和我，他知道我以前在忻州地区交警支队工作过，和交警部门有些关系，说起话来可能要方便些。之后择日打发。打发那天，全村人无不痛心疾首，都是眼泪汪汪，哭泣震天。自古伤心事，莫过于生死离别，更何况白发人打发黑发人！亡者已亡，最苦还是文明。原本可以坐在家里享清福的时候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为了老父老母，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还得活下去！还得奋斗！
下面我记叙一位“发小儿”，他叫张全根，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女人，生二男一女，前几年，因全根媳妇身体不怎么好，花了许多钱财，自从搬到村东以后，全根媳妇的病也好了，自己在外面的收入也日见增多，更叫人感到欣喜的是三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爱学习。尤其是长子张振伟，现在忻州七中读书，学习用功，在班里是一名好学生。全根的最大优点是性格开朗，说话幽默风趣，是我们同龄人中的红火热闹人，有事不往心里记，一副知足常乐的天性，这是我所羡慕的。
记得他比我年长几月，但我总是没有叫过他哥，这倒不是说我没有礼节，而是村里人大多没有这个习惯，除过叔伯之类的称呼，其它就不那么明显了。你要叫，反而显得有些别扭。小时候，他家住在村西南巷，我家住在南巷口临街处，相距也就是二三十米的路程，因此我俩也就来往的多些。有事没事，每天总要去他家走一趟。
他父亲我叫仁旺伯伯，人长得身高大树，整天乐哈哈，也爱红火热闹。记得他老人家会敲小鼓，也演过乡村小戏，那时村里还时兴唱戏，什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而且村里还结合当时形势，也搞一些政治宣传活动，仁旺伯伯就是当时宣传队里的活跃分子。
下来就是保灯了。保灯也姓张，和我是商校同学，但不同班，他比我高一届，他是商校第一届会计班，我是商校第二届会计班，又是忻州老乡，所以来往多一些。记得我刚毕业时，他好像是分配在忻县一家供销社，后来调到《忻县报》社工作，再后来又分配在《五台山》杂志社工作。因自己平时爱写一些东西，自然与他来往就多一些，他老人家对我的帮助很大，有个什么稀罕书，只要他有，剩余的那本就会给我，或者是他不需要，也会给我的。就这么个人，先别人后自己。而且保灯兄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与谁相处，总是真心相待，热心有余，乐于助人。保灯爱下棋，也爱游泳，闲余时间也打打网球，可见他老人家是很会生活的。保灯天性乐观，而且相对来说也没负担，他爱人在《忻府区报》社工作，一个女儿，现在上忻州一中，据说学业很优秀，爱画画，文文静静，一表人才。
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时，我曾相处过二位朋友：一位名叫郭同保，关城村人，年龄比我大三四岁，他还有个小名叫郭俏端。在这里有一个故事：原来他父母结婚多年，一直因为无儿苦恼。后来在村里人的指点下，俩位老人来到西沟娘娘洞，焚香叩头，心敬神知。第二年，同保他母亲竟怀孕了，接着便生下了他，因此取名为俏端。另一位名叫寇良田，下佐村人，因在家排行老四，所以小名叫寇四。
他俩也爱看书，我与他俩的交往，自然也是因“书”而起。以前我们还有一些来往，逢时过节，相互看望一下，娶媳嫁女，对方都要邀请参加。最近几年没有来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俩人都居住在村里，而我的工作性质又是那么漂来漂去，他们有事，往往是找不见我。不过话说回来，人到中年，往往在梦中最能引起回忆的，还是年青时相处过的朋友们。
在这个纷繁杂乱的年代，没钱的人是拼命抓经济，有钱的人是想方设法玩心情，真正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办事，又能说到一块的，除过朋友还会有谁？
家：多么亲切的字眼
尽管小时候很贫穷，但还是喜欢过年，也许这是小孩子的天性。除过穿新衣、吃饺子、放鞭炮之外，碰到亲近些的前辈，还给口袋里放几个为数不多的压岁钱。然而，对我来讲，最乐意的还是跟父亲进城走亲戚。
这是一门远亲。他老人家是祖父的表弟，名叫王冲宇。在我们那里，好像过去就有这么一个习俗：侄儿在姑姑家，外甥在姥姥家，也要随姑夫姓氏，或姥爷姓氏取个名字，也算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因此，我尊敬的曾祖父（祖父的父亲）就给祖父的表弟——王冲宇，起了一个张姓的名字：张有根。平时，我习惯称呼他老人家为有根爷爷。他老人家的姑妈，就是祖父的母亲，这种姑舅亲戚关系，应该说是很亲近的。村里人常说：香不过的猪肉，亲不过的姑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根爷爷在忻纺工作，好像还是忻纺有名的工程师，不过我们看望他的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
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与父亲从有根爷爷家出来，大街上已经围满了看红火的人，彩车一辆接着一辆，真是山里人第一次进城，看见什么都觉得稀奇。听人说，晚上在北城门楼那儿还要放焰火。我对父亲说：咱们迟回一会儿，我想看看。父亲同意了。我想父亲也和我一样，他老人家也有同样的心情，只是不说而已。
我俩在大街上很随意地走着，看着过往行人与车辆。走着走着，我猛然看见父亲眼眶里滚动着泪水。我害怕极了，连忙问父亲怎么啦？父亲抬起头，看了看路边的高楼大厦，不知他老人家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识地对我说呢？——这么多楼房，怎么就没有咱们一间呢？父亲说完之后，一言不发。
当时我年幼无知，只以为父亲是一时兴起，随口说说而已，竟没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伤痛与希冀，会是如此地强烈。看完焰火后，我与父亲连夜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面。一路上我是兴高采烈，而父亲却是沉默不语。当我们走到城外边时，我还回头看见天空中盛开着美丽的花儿。
那天父亲眼中的泪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参加工作以后，我对城市里的高楼大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祈盼与追求。我发誓：一定要在城市买一套自己的楼房。在吕梁地区科委工作期间，因我是单身一族，自然住在单位办公室里，放一支单人床，床前面摆几个文件柜，也是一片小天地。后来，办公室主任搬走后，我就趁机搬到他那张双人床上。之后，也就有了青春期的事情。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我与内人在吕梁成家。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子，虽说不足十平方米，却是我的洞房，也是第一次住单位公房。在这儿，我与内人还没度完蜜月，就于当年五月二十八日调回忻州。因为内人户口还在村里，只好暂且住在单位办公室里，就是现在地区供销社办公楼一楼西的那间。
在这儿住了四年，这个单位就撤销了。之后，我又来到地区贸易货栈，内人也在张忱经理的帮助下，来到贸易货栈楼下的门市部工作。正在这时，办公楼背面有二间平房，里面放着一些杂物，我与张经理说明情况，他老人家非常同情我的处境，所以就答应给我腾出来。在这儿，我与内人又住了五年，因房子位于楼背后，整天不见阳光，潮湿不用说，放在柜子里的衣服及米面，时间长了，就要取出来通通风，就是内人的身体，也留下了手脚麻木的后遗症。虽说房子不太好住，但还是单位的公房，首先是不用出房租费，用水用电，也不用花自己的钱，这是唯一的好处。
到了一九九二年底，贸易货栈破产了，我又分配到地区日杂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在三角道那儿有一套宿舍空着。这个消息是一位好心人告诉我的，房子的主人是北京知识青年，她叫李焕青，原先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因为落实政策，她返京回城了。我赶紧给了她三百元搬家费，同时把姐夫和三内弟叫下城来，又借了一辆三轮车，连夜把家搬了过去，当晚还在那儿住了一晚。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