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
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当时社会有五毒：“军官总”、“省市参”、“国大代”、“妇女协”、“新闻记”）。当过军长、师长的人哪甘心进军官总队呢？当然尽量找机会发泄怨气，恰好陈诚重用“土木系”，于是有将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黄埔学生，悲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并四处散发传单，攻击陈诚网罗“四大金刚”、“十三太保”，组织“干城社”。
传单说，陈诚的四大金刚有林蔚、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十三太保有方天、刘云瀚、罗泽辏А⒀钜悼住⑹婊啤⒙牢恼辍⒄怨鹕臀遥徽怨鹕槌粑锤桑旯逡荒耆ǎ斓梅⒆希欢鲁献橹摹案沙巧纭保渫纷邮橇治怠�
我记得，陈诚确想成立一个小组织，曾叫我为此先起草一个章程。当时，我给这个小组织取名为“前锋社”，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意取的，其组织宗旨为“整顿组织，力求进步，发展工农运动，加强联美亲苏”，陈诚看过章程后，十分赞同，但不久说委员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宜过于匆忙，于是作罢。但陈诚是否以后组织有“干城社”，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我离开三厅时，林蔚偷偷地问我：“郭厅长，‘干城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见林蔚十分认真的神态，不禁哈哈大笑着反问道：“林次长，不是谣传你是‘干城社’头子吗？如何反来问我？‘干城社’对我来说，我也许是大门上的门——开门在内，关门在外。”不等我说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来，“干城社”是否有，实无法猜测。
不过国防部成立后，确实有一小组织，那不是陈诚叫成立的，而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上谕”，叫成立“国防建设促进会”。指定18个人为筹备委员，这18个人是：贺衷寒、蒋经国、黄杰、桂永清、方天、唐纵、刘健群、冷欣、柳克述、陈春霖、侯腾、李士珍及我（其余五人日记上未记，现已想不起，推测应有邓文仪、刘咏尧）。1946年11月27日晚，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定贺衷寒、蒋经国、柳克述、刘健群、唐纵、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国防建设促进会筹备简则及会章》，并决定由黄杰、陈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训团兵役班选择各地的干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筹备发展组织。如果“蓝衣社”及陈诚有“十三太保”的话，则这十八个人不妨称为“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
设法脱身（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
“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设法脱身（2）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