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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招收的第十期学员中，有旁听学员五人，即钱卓伦、李及兰、何绍周、甘丽初、吴斌，他们是蒋介石特准的，没有参加考试。入校后同样受教，同样毕业。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听生。以后要求特准入学的职级较高、资历较深的军官增多，于是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加以容纳。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陆大时，共有四期学员同时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长是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以后因蒋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师”自任校长。杨改任教育长，但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大毕业（在士官学校曾与蒋介石、张群同期，在日本陆大与熊式辉、陈仪、张亮卿等同期），战略上见识高远，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考试，名列第一。1936年，两广反蒋介石，蒋的谋士们多主张用兵，他反对。他以当时两广反蒋的形势为背景拟成想定，要求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们战术作业提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忽视了想定上日本正窥视中国的背景情况，答案都是攻韶关，下南宁。他讲评说，这样日本就胜了。他的原案是大军压韶关桂林；以共同抗日为理由，与两广协商，政治解决，我们都心服。1944年，他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战略部署，批评说：“艾森豪威尔（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有亚当森林之败。但杨为学有点“得大意”，“不求甚解”；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能随时代进步。1946年，蒋介石、陈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他冷笑地说：“如果美苏之间的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消灭不了共产党，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灭不了。”他任驻苏大使归国后，军事思想有所改变，经常引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但他为人负才骄傲，大言不惭，因而不免言过其实，遭受打击。杨杰一直与何应钦、朱培德不睦（朱是他的连襟），对老上级程潜则颇恭顺。1949年，他由昆明潜赴香港，准备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杨杰主持陆大，喜搬用日本陆大那一套。按日本陆军军事学校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生或部队选送投考的军曹（中士）通过军官候补生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军官。举凡一个校、尉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筑城等军事知识、“忠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态，以及作风等，都应达到一定要求。士官学校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成为少尉。以后通过步、骑、炮、工、通讯、经理等兵科学校的补习教育，增进各兵种知识。陆大则为培养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营、连长），不论进过或未进过兵科学校的军官（上尉或少校）都可报考陆大。每期在学校三年，所以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终身只能考两次。日本军官，只要能够考上陆大，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不愁不位至将军。因此，每个学员都很自负，自视高人一等，表现得气宇轩昂。所有在校学员不编队，没有管理，学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战术作业也可在家里作。杨耿光在主持中国陆大时，也只管学术，不负管理责任，要求学员自重自治（十期、十一期均无班主任，除少数未婚学员住陆大宿舍外，余均租房住校外）。他不管政治思想教育、纪律、作风、仪表等，他认为这些是军官养成教育的责任。殊不知蒋军军官养成教育质量较差，照搬日本那一套行不通。十二、三期以后，学员人数多了，纪律不免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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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1）
陆大第十期的课程，重点在军事学术，有战术（大军统帅、海军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装甲兵战术、炮兵战术等）、战史（拿破仑战史、普奥战史、普法战史、日俄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参谋业务（包括军队编制、装备、辎重、输送、动员等），邻邦军备，兵要地志，军制、军队人事法规、军队教育、兵器、野战筑城、永久筑城、地形（包括航空判读）、谍报勤务等。另外还有马术。非军事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法学、国际公法、心理学、逻辑学、数学、外语（德、英、日）等。
应用战术是重点中的重点，分别由中国及德国教官担任。中国教官除张亮卿、何成璞、徐祖贻、林熏南是日本陆大毕业外，其余皆中国陆大前期同学。他们在第一、二学年教师战术，第三学年教军战术，都是照搬日本那一套，运用《战斗纲要》及《大军统帅》上的原则，指导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他们结构想定，写出基本情况，补充情况，要求学员用文字或要图作情况判断，决心处置，作战计划，阵地编成，火网编成等。
图上战术每星期两次，分六个战术班（每班不超过二十人），在室内作业。
现地战术，第一、二学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各约一个月。第十期第一学年秋季战术实施，在句容、镇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兴、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举行。第二学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带，春季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地举行（在青岛还作了战史旅行，讲日德青岛之战）。出发前，按原战术班由教官发给想定并加说明，学员即结合好地图，标绘好情况在图上研究（考虑腹案），然后作认领乘马，整备图囊图板行装等准备工作，到现地即乘马侦察，对照地形，对照情况，在图板上作业。在一地完成一个科目后，又转移宿营地，在另一地形进行另一科目的演习，直到按计划完成各项预定科目为止。
不论图上战术或现地战术，都是令学员充当同一职务，作同一答案，交卷后，教员阅卷分案，讲评，颁发原案。如系连续想定，则根据原案构成补充情况，再令学员根据情况作出答案，照前法进行教学。这就是我军所说的集团作业。这种战术教育法比较呆板。
第三学年现地参谋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张家口一带、春季在六合、扬州、镇江一带举行）与现地战术比较，想定结构，规模大，兵力多，作业范围广，除作战指挥有关作业外，还有运输及补充补给，前送后送等有关参谋业务，军务，后勤问题的作业。指导方法也不同，教员按想定分配学员不同职务，使按不同职务作不同作业，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况，都按原案构成，进行推演。这种指导方法，蒋军称计划统裁。这种作业方法即我军今天的军事导演。
以上这些由中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都是单方面的。只有毕业前进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务演习”（简称高司演习），即我军今日的“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是红蓝两军对抗，（蒋军及日、德各国，都以蓝色代表自己，而以红色代表敌人。对抗演习时，常称红蓝两军或称南北两军，东西两军）在室内用图上兵棋进行推演。杨耿光自任统裁（即我军总导演），张亮卿，何成璞分任东、西军统裁。由一些战术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员任端末统裁（我军今日称端末导演）。记得我这次担任的演习职务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骑兵旅长。这次演习也是计划统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计划、通报、情况要图、决心要图等（即我军今日所说的战斗文书），我主要搞的是骑兵搜索计划和命令。这次高司演习，战术构思不精，只是一个形式，参谋业务也只讲究格式，没有什么战术运用上的磨炼可言，胜负判定，不能使学员心服，学员搞得十分乏味。主要是由于战术素养低，不能让学员自由奔放，发挥战术才能，适时以情况诱导其按计划推演。所以，搞计划统裁，又生怕对抗演习中学员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况设得简单，使学员一眼就明白该如何决心处置，以免脱出原案范围，说服费事。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2）
教海军战术的姜鸿滋，讲了一些单纵阵，双纵阵等阵形，我未获什么教益。以后，一矮壮的德国教官教潜艇战，我印象也浅。现代战争，制海权重要，尽人皆知，我并非不重视，可能是由于海军知识少，不能深入理解。
陆大在北京时就聘请了德国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顾德威（后由石达开Starke）教应用战术，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战术，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军的青年军官（不记其姓名了）教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Metzner）教化学战，古稀（Gruse）教大军统帅、战史及阵地战，王恩瀚（Wangenheim）教参谋业务，编制装备，动员输送，列强军备。
这批德国教官都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培曼、顾德威、石达开、古稀都是德国陆大毕业，战术素养较高。史培曼、顾德威初教我们团、旅战术。所以，当时称德国教官教的应用战术为小战术，以后，一直由师教到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参谋旅行。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班都一直称小战术班。他们的想定结构比较巧妙，很注意战术战略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文字不多，没有什么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换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天气影响，就感觉意味深长，很费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们的指导方法也比较灵活。第二学年后，经常混用计划统裁和自由统裁（根据学员答案推演），交错进行集团作业和军事导演。例如：想定发下后，先令学员以军师长等指挥员身份作集团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