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肥和传教会上海吴淞路同上东宝传教会上海汤恩路1925年小沙度传教会上海小沙度路1934年华德传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34年东上海传教会上海海宁路97号1936年黄浦江传教会北四川路1937年12月大冢传道所上海汤恩路7弄1939年矢野传道所上海海宁路1939年尔玉传教所上海历门定安路1939年□山传道所上海南市林荫路1939年越乃国传道班上海昆明路1939年福建教会福州南台1920年汉口教会汉###通路1927年厦门教会厦门仁安巷明治三十五年香港教会香港皇后大街1931年5月上香教会香港湾子利东街1934年11月（注：《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系蜡版刻印，模糊不清的字在上表中以“□”代之）
上述这些神道教教会组织共有六十多个，遍布南北各地，可见神道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些传教机构有的也建立了神社，如今多化为历史沉渣，已不可考。日本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把日本神道教在中国、朝鲜及南洋地区的这些神社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3）
而在日本国内，神道教及神社自然也成为煽动战争、鼓吹协力战争的最集中的场所。日本全面侵华后，许多神社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火上加油。如，1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两千五百名代表来此参加大会，在发“愿”之后，又宣“誓”，即在神前将自己的“枪后奉公”的誓愿表达出来。接着，也是在这个地方，日本全国三百二十万“誓防团”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对着神社举行了“誓访宣誓式”。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
神道教成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尝没有成为侵略的宗教！
佛教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后，形成多种宗派，可以称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张将日本的王道与佛教统一起来，以此来“统一宇内”。一些佛教势力与明治维新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结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渐背离了佛教本有的教义，并在日本侵略亚洲及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国人谁都知道，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征之一。它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主张众生平等，不仅反对任何战争和杀人，而且连动物都不能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却也在战争狂热下的日本成了军部推行战争和杀人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日俄战争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势力便自觉地服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与军国政府沆瀣一气。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进行了抵制，如1931年约有三十人组成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组织者尾妹义郎（1889～1961）就公开发表宣言，拒绝服从军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势力，该同盟自然遭到了军部和警察的弹压，其机关刊物《新兴佛教》屡屡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总体上说，佛教的抵抗势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势力在“佛法”与日本的“王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法”。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些著名的僧侣和尚、佛教学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并参与对华战争。如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变爆发几天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全文（译文）如下：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谟，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明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
图38日本和尚在进行军事训练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当时中国佛教界看到声明后深感震惊，并发表了抗议书。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而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铃木大拙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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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4）
还有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