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支部（大化寺）济南高埠地1929年9月1人北支新乡支部新乡北安街龙祥寺1939年2月2人阿尔陀寺支部张家口明德北大街1938年5月1人姚山寺石家庄1937年11月1人长辛寺长辛店1939年9月三宅惠等人太原寺太原南白墙1940年1月开封护国寺开封羊市场1939年8月有井正随大师教会上海支部上海靶子路金刚寺1921年8月2人净土宗智恩院北京别院东城内务部街1938年1月2人天津别院明石街天津寺1937年9月4人石家庄别院古门市安东街1938年2月4人大同别院大同武庙街1938年2月4人厚和布教所厚和延寿寺1938年12月4人张家口布教所
张家口明德大街地藏寺1938年2月
4人
太原布教所太原泰山庙1939年7月山田义尊开封布教所开封乐观街同上古川圆淳青岛别院青岛黄台路善尊寺1927年1人济南别院济南七马路1938年2月1人张店布教所张店二马路1939年4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寒乐安寺1927年4人南京别院南京中山东路1938年12月2人苏州别院苏州江苏佛教联合会1939年10月1人福州教会所福州南台公里1938年3月1人深草派台湾善光
北京内务部街
1937年10月
监督1人，
除佛教、神道教外，靠着军事武力的庇佑和开道，日本的基督教也纷纷登陆，在中国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活动，如1938年，圣教会来上海，日本基督教“迈吉斯特”（原文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天津，1939年，基督教“自由迈吉斯特”（原文自由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北京，救世军来济南。接着，日本基督教则有东亚传教会、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迈吉斯特教会、日本西部“纳匝伦”（原文ナザレン）教会、“基尧麦”（原文きよめ）教会、圣教会等也纷纷来华，日本基督教会有二十个教派，其中在中国设有教会的有八个。根据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中《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支教势一览表》的统计，这些基督教教派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八个教会或教会支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设立的，设立的主要地点均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济南五地最多。
除了日本的宗教大举登陆中国外，日本还对中国原有的宗教组织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授意下，一些附逆宗教人士成立了若干宗教组织机构，表面上由中国人任“会长”，但均有日本人做“顾问”，主要有：
一、同愿会，地址在北京，会长是夏莲居，另配“日本人顾问”十名，主要负责将僧人送往有关的佛教学院训练，并将训练过的僧人派往各地的中国寺院。经费由伪“临时政府”和“兴亚院”承担，其中1939年由兴亚院拨款十万元。
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总部，地址在北京，1938年2月成立，会长是王瑞兰，顾问是高垣信造。成立六个区，即北京区、济南区、太原区、张家口区、包头区、河南区。经费由日军“特务部”提供，并受日军特务部的“指导联络”。
三、“中支宗教大同盟”，地址在上海虹口路。为日本人独立开设。分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总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特务部，后来交由兴亚院监督管理。
总之，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许多基督教的派别也被拖下战争泥潭。日本宗教在日本侵华战争、在对华文化侵略中的所作所为，在日本现代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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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简介（1）
“笔部队”指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实际上，不仅是到侵华战场从军的作家是“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大量炮制“侵华文学”（即所谓的“战争文学”），是“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文学”为中心来进行的。“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
在日本，日本文学史著作在谈到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一带而过。更有一些当事的文学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甚至掩盖、歪曲历史。几十年来，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战争文学”。所谓“战争文学”看起来倒是一个颇为客观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难表明日本“战争文学”的军国主义的、非正义性质，因此它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一定的暖昧性。在世界文学中，一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战争文学”。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可以称为“战争文学”，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战争文学”。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侵华文学正在泛滥的时候，日本就有文学评论家、研究者把那些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以此来证明日本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文学”是一回事。在战后，更有的作家（如火野苇平）把自己同世界文学史上的“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雷马克等）相提并论，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辩解。看来，在日本，“战争文学”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鉴于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特殊性质，本书不使用“战争文学”这个暖昧的概念，而把此种文学称为“侵华文学”。
本书立场鲜明，作者认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不仅不配称作“文学”，而且还是对文学的滥用和对文学的亵渎。但是，本书中要告诉读者的是：假、恶、丑的文学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主流。日本的“侵华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在我国，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张十方先生撰写的《战时日本文坛》和欧阳梓川先生编的文集《日本文场考察》两本书。这两本小册子，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日本的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日本侵华文学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七万字，内容上也互有重叠）。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除了近来为数寥寥的几篇文章以外，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那么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反映实际情形。本书的意图就是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文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长期充斥文坛，数量巨大，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而且必须消化、鉴别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本书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方法，对侵华文学中的重要的文学活动，对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的个例进行重点分析解剖。不但要对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要回答诸如下列一些问题：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华战争？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成了“战争协力者”？日本文学及文学家在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日本文学家负有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他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侵华士兵的形象、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侵华文学中如何被塑造？如何从日本的侵华文学看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等等。与此同时，还对侵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说，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因此，单从每一章看，它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而把全书各章贯通起来看，它又是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