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兵黩武主义者、近代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对政府的侵华决策和民众舆论，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甲午战争期间，另一位著名文人德富苏峰则鼓吹“大日本膨胀论”，认为大日本人口要膨胀，国土也要膨胀。为此他极力主张对中国开战，提出了“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思路，即把中国北方纳入日本版图，然后再继续南下，占领台湾。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主张“脱亚”，将日本搞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与福泽谕吉相反，提出“兴亚”或“振亚”。其中，最早系统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藤吉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接着，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等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前者对东方的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后者则将东方传统文化基本上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前者提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耻辱”，后者则对西洋文明顶礼膜拜，主张“脱亚入欧”。但两者的对立和不同只是表面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要日本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具有对外侵略能力的国家，一面则要牢牢掌握在亚洲的支配权，而不让西方列强染指和分享。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激烈化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主义”越来越成为侵华理论的主流形态。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一部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集大成和代表作，其实质就是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地区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与日本的统一”。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
本书简介（3）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利用文化手段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将现代战争看成是“总力战”，并提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的概念，以此作为“总力战”的重要环节，并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和研究。至此，对华文化侵略已经高度自觉化和理论化。日本军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宣传战”及文化侵略的措施。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制和舆论宣传的控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了全国的战争舆论，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针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在中国沦陷区，则在军事占领后立即着手进行所谓“文化工作”。一些文人学者加紧研究“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全面论述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和意义价值。明确提出所谓“对支文化工作”是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要着眼于对中国长期占领与统治，其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此，日本派遣的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特派员也纷纷来华，对中国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利诱与劝降。而对下层老百姓，则由日军组成了所谓“宣抚班”，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同时，在新闻媒体、情报机构、日语教育、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也都全面展开。在新闻媒体方面，随着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各新闻通信社也纷纷尾随而入。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了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严禁非沦陷区中国报纸的传入，建立日本自己的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并扶植和操控汉奸傀儡政权的宣传媒体，以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制造舆论。更有一些人来中国进行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也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等，收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他们尤其注意对中国抗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许多文化特务深入中国的前线后方，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宣传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收集和调查活动。这些人回国后将他们的调查获得的材料，连同自己的分析概括，写成文章乃至专门著作，虽也一定程度地映照了中国抗日及抗日宣传、抗日教育的情况，但却肆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火上浇油，在推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教育方面，为了长期统治中国，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是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提出要把日本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或“亚洲第一语言”。在台湾岛，日本千方百计施以“皇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五十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也按照台湾的经验和模式大力推行皇化教育，增建中小学，设立所谓“建国大学”，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体系，对学生和民众宣传“满洲建国”、“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奴化思想。在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人员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就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就有六十多个。日本当代一学者将这些神社一针见血地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体制中，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总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到途径和方式，全面而又完备，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也十分巨大而深刻。
三
在对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进行研究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最早的表达侵华意念的近松门左卫门是个下层武士和作家；最早的侵华方案的设计者佐藤信渊曾行过医，当过私塾先生，后来潜心著书立说，是一个写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