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具体政策、策略、方法也是有所不同和日臻完备的。
清末民初对华教育渗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一个浓厚封建性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1890年由明治天皇颁布了作为教育总纲领的《教育敕语》，把封建忠孝道德和皇权思想统一于实现军国主义的无限欲望中。在觊觎中国领土的同时，以《教育敕语》为基本理念，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教育文化渗透，积极地为侵略扩张做准备。清政府在“教育近代化不应影响国家的社会性质，留学日本不应带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王桂主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的心态下，把学习日本的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样，中、日两国就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建立了教育交流的特殊关系。
成立东亚同文会
1880年3月9日，日本成立了兴亚会。它是日本最早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学术团体，并创办了一所中国语学校。1884年，日本在上海创办东洋学堂。1897年4月，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东京成立了东亚会，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推翻清朝统治。1898年6月，又在东京成立同文会，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问题；在东京发行杂志，在上海设会馆，创办学校。不久，东亚会与同文会达成协议，在“保全清国”的基础上合并为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的作用主要是：
1培养人才。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学校，其培养目标：一是招收中国学生，“开发中国人风气”；二是招收日本学生，培养他们到中国工作的能力。而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到20世纪初为止，先后创办了福州的东文学社（1898年），泉州的彰化学堂（1898年），漳州的中正学堂（1899年），厦门的东亚书院（1900年），南京的同文书院（1900年，后迁到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为高等教育性质），天津的中日学校（1901年），汉口的江汉中学（1902年）等。这些学校每年都有来自日本的学生。据《教育杂志》第二期（1910年）第九号记载：“日人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馆，将及十年。其历次毕业诸生，多习华语，易华服。潜入我国内地，或考察军政，或调查实业，必期有所得以去。本年在该国被选送入东亚同文馆学生82名，已于西历8月间由东京启程来华。”
2从事宣传工作。东亚同文会出版《###省别全志》刊物，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日本定期举办讲演会，宣讲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便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熟悉中国。
3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咨询。东亚同文会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收集大量资料，多次拟定对华政策设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吸引中国留学生和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等，东亚同文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亚同文会的活动贯穿在日本侵华教育的全过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于1946年3月宣布解散。
吸引中国学生留日
1897年，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游说张之洞；1899年5月18日，陆军大臣福岛安正在南京游说刘坤一，1905年，儿玉源太郎在沈阳游说赵尔巽，都建议中国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以增进所谓友谊提携，为中国造就人才。1898年，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发出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邀请信。信中说，“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留日。他还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议中国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的具体事宜。1898年8月20日，日本发行的《太阳》杂志（第4卷第17号）刊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的文章《关于中国留学生》，称：“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页。可以说，日本有些人士从中日友好的前提出发，其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但一些日本政客在吸引中国学生问题上所进行努力的目的，是要为“日本将来在战胜地区发展教育”打下基础。平野健一郎《日本在满洲的教育政策》，载《辽宁教育史志》1992年第二辑。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诱导和中国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化教育的需要，中国学生留日高潮迅速形成。此后几年间，留日人数迅猛增加，到1906年，达12000人。另据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至1938年的42年间，留日学生人数达9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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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2）
日本政府采取吸引留日学生的政策，深藏着笼络清政府、消弭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及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意图。如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习自然科学者，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习法政者，“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代》，载《成城文艺》第46期。当时，日本早稻田大学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青柳笃恒也直言不讳地说：“多培养一名###青年，也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表面上打的招牌是支持清政府的教育，培养人才，实则内含着进行文化渗透和培植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意图。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自身发展和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限，还受到来自俄国和欧美的威胁和挑战，其殖民扩张意图尚未表面化、公开化而已。日本实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并不顺利。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纷纷掀起反对清政府的风潮。这促使清政府制定一系列的管理规程，加强对留学生的限制和压制。日本政府也积极配合，参与其中。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集体罢课，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留学生陈天华以自杀身亡表示抗议。而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一直采取强硬态度。1905年12月13日，泽柳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谈话，声明文部省发布《规则》的理由以及今后的方针，强调说：“规定没有特别同清政府协商，但也曾作为国际间事务将此项规定提出，并征得了清公使的承认。”总之，日本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并没有使中日提携深入人心，反而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中日教育关系的紧张。日本通过吸引留学生想达到扩大势力、培植亲日派的意图和梦想开始走向破灭。
派遣日本教习来华
早在清末兴办学堂之始，日本就开始了向中国派遣教习。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日人杉几太郎为教习，1898年杭州蚕学馆聘用了日人轰木长和西原德太郎为教习。进入20世纪后，日本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实行向中国派遣日本教习的政策。
1900年，日本人辻武雄在《###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在中国“以讲习日本语言尤为主脑，何则？日本、###二国，由有邻邦之谊，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观摩。中学堂以上可以日本语为必修科，以英语为随意科。”“至若聘外人教习一事，日本人及欧美人孰便孰不便，孰利孰不利，则余尚有意见，请待他日论之。”言虽未尽，而力主向中国派遣教习之意则是明显的。
1901年2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通过吴汝纶与李鸿章见面，力陈延聘日本教习到中国的种种好处，请求聘任两千名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李鸿章表示赞同。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1908年。1902年3月，日本《教育时论》杂志发表《对清教育策》一文，主张：“清政府欲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弊端，实行新政，仅靠本国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招募国外的有识之士，在其左右献计献策，筹划经营各种事业……我国若真想帮助清政府实行革新，使日中双方都能获利，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向他们提供优秀的人才。要在教育上对清政府进行赞助和指导，就必须尽可能地向他们派遣一些学识高深的人去担当顾问。”“清政府近期虽不断在各地开办学校，但缺乏适当的教师和教科书……迫不得已，向国外招聘教师，现向我国招聘各类教员，目前双方正在交涉。值此之际，我国应大力遣人清末翻译日本的理科教科书
应聘，赞助清政府的教育事业，同时输入我国文化，扶持我国势力的发展。”这里把向我国派遣教员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帮助只不过是诱饵，输出日本文化，发展日本势力才是其祸心之所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在给吴汝纶的信中明确表示：“窃拟募集敝国之师范生卒业生，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言语，此所以假敝国人士以为贵国养成教员者也。”另外，日户胜郎致吴汝纶的信也称：“仆本日见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对清国教育事业宜有所谈及……处于今之际，敝邦虽乏干济之才，然欲为清国选送优良教员，则属定局。”吴汝纶《东游丛录》。为此，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