芏礁趌号谕示又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教育方针是“训育皇民”，振作“国民精神”，强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训练中坚有为的皇民”；大学与专科教育“训练皇国有用的人才”，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即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子弟可以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但必须按照日本国的规定进行教育。
“日台共学制”的确立，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是日本把台湾教育纳入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向“皇民化”教育政策的迈进。其主要表现是：以输入日本“皇权文化”为纲，以培养忠良的日本国民为目的；在教育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只不过适当缩短了年限，突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着重培养中下级人才，以便缩短教育成本，尽快满足殖民统治者经济掠夺的需要。
“日台共学制”打着“日台共学”、“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的旗号，试图欺骗台湾民众，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实际上，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的教育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民族差别教育和民族歧视政策。
1在小学教育方面，台湾人进公学校，日本人进小学校。同样是接受小学教育，年限却不同，公学校6年；而小学校是8年，而且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也不同，公学校增加日本历史及手工实业等科目，改汉语为随意科，加强简易职业教育，课本由总督府编辑；而小学校使用的课本来自日本本土，程度较高。在师资、设备上小学校远胜于公学校。小学校升学率比公学校高得多。实际上，台湾人的公学校降低程度，最后完全变成简易职业教育，与高一级学校缺乏联系，限制了台湾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可能，从起点上控制了大多数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进小学校是日本儿童的特权，台湾儿童能入小学校者只是极少数的政府官吏和“国语家庭”的子弟。据1940年统计，全岛的小学校中，日本儿童44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763人。1941年，《台湾教育令》重新修正，把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但实际教学却实行第一、第二、第三号课程表：实行第一号课表的学校，侧重实业，大多是日本人；第二号课表的学校偏重日语，为一般台湾人；第三号课表的学校，日语、实业并重，以偏僻山区儿童为主。尽管名目翻新，但日台之间的差别教育和歧视教育始终未变。
2在中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入学考试、录取名额、修业年限等方面对台湾学生进行歧视和限制。入学考试中，日语口试成绩占相当的比重，主持录取的是日本人。在招生中规定：日本人进的中学，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而台湾人进的中学，日本人不受任何限制。台湾人中学修业年限4年，较日本人中学年限短一年。总之，台籍学生进中学的机会极为有限。
台北第二师范旧址3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和排斥。台湾师范教育始终被日本人独占，台湾人接受师范教育者只有极少数，而台湾人能接受本科高等教育者更是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据统计，光复前十年内，台湾师范学校毕业生人数4729人，其中的台湾人只有925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台籍学生每年不超过15％。
可见，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日台共学制”，共学是假，对台湾人实行教育歧视和愚弄是真。
东亚教育大会
推行“皇民化”措施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5）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特别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殖民者就撕破一切伪装，在台湾实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教育。
其主要内容是：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
其具体措施是：1明令禁止使用台湾本地语言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强行拆毁台湾传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强迫一律信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禁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禁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为建立所谓“日、满、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把台湾视为“皇国南方锁钥”，南进的基地，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成立南进入才养成所；在学校教育上注重热带医学、商业、农业研究，以及对华南、南洋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便配合日本南进的军事政策，为侵略东南亚做准备。
1941年4月18日，日本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任总裁。他们在所谓“临时体制”、“热心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的幌子下，普遍开展“皇民奉公运动”。按行政区划在各地设立“皇民奉公”分会、区会和“奉公”班；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等等组织，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之中，强迫为“圣战”服劳役、购战时公债。其宗旨是：“全岛一致，保持臣民遵守伦理道德，确立国防体制，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期彻底显示国体和皇民精神。”《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初等教育研究》，台湾瑞和堂1981年出版。“奉公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汉族性要蜕变为日本民族性”，“台湾外地性转化为内地性”，“本岛人要转为内地人”。章程的主要精神是：“基于战时国体，贯彻皇国精神，在职奉公，全岛一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章程行动纲领还提出：“实现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精神，推进非常时期的经济建设，实现东亚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兵源枯竭，于1942年、1943年公布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征召台湾人去华南和南洋一带作战。为配合征兵需要，日本在台湾设立许多机构，强迫青年入学接受“皇民化”训练。训练机构包括：青年学校544所，学生108300人；特设青年训练所602所，学生5366人；青年特别练成所27所，每期学生13200人；“皇民”练成所3731所，学生179734人。训练的重点是：1实施国民精神训练，使人人都能“皇民化”；2实施军训和军事体育训练，使人人皆能“战斗化”；3传授农业技术，使人人皆能“生产化”。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对租借地大连地区的教育侵略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大连地区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旅大地区被沙俄命名为“关东州”，日本统治时期沿用这一名称。《中俄租地续约》规定所辖区域为：自辽东半岛西岸的普兰店湾的北缘起，至东岸貔子窝北缘止划一线，其南水陆各地。日本侵占后又有所扩展，把复州的凤鸣岛、西中岛、交流岛、平岛、骆驼岛全部纳入，辖区包括现在大连市的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和新金县、长海县、瓦房店市的一部分。日本占领后，组建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殖民教育，把旅大地区作为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据点和基地。但是，在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日本还不敢像对台湾和朝鲜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是比较小心地进行统治并且为了统治全东北进行着试验。这就决定了在“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强制性的同化教育政策，而是渐进式的。直到日本侵占整个东北之后，一方面把“关东州”教育纳入伪满洲国的管理体系，同时又使它比伪满的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在此地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
建立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
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组建殖民教育统治机构。这正如1941年3月“关东州”厅内务部学务科编印的《关东州的教育》中所说：“自日俄战争后，（旅大）归日本统治以来，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首先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日本在旅大的行政机关经历了关东总督府（1905~1906年）、关东都督府（1906~1919年）、关东厅（1919~1934年）、关东局（1934~1945年）几个时期。与此相关，日本在旅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经历了如下沿革：1905年6月23日，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其下设旅顺、青泥洼、金州分署，开始掌管教育事宜；1906年8月1日，建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改大连、旅顺、金州为民政署，增设貔子窝、普兰店两民政支署，隶属于民政部。1918年5月，撤消都督府，设关东厅，原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从此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第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