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由关东局官房（即办公厅，内设学务课）和在满教务部掌管旅大地区的教育，“关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州厅内务部学务课及其下属的学务课、学务系。据1934年12月26日“关东州”厅训令第二号《关东州厅事务分掌规程》，内务部学务课分掌下列工作：1有关教育与文化艺术事项；2有关社会教育事项；3有关监督学校教职员事项；4有关学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5有关教学用图书事项；6有关神社、宗教与祭祀事项。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6）
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
1905年至1923年间，日本在旅大开办学校，对中国居民施行教育侵略。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标志是推行日语和进行“德”育。
1905年4月12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对各日本侵占大连后设立最早的小学地军政委员即军政署长发出训令，鼓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声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东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同时，民政署长石冢英藏在《规则》的说明书中写道：公学堂的“必修科目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历史、地理、理科、图画等不加在内的原因，则系出于日本语的熟练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关联、补益，特别应使学生能自如地运用日本语；汉文科的教授，应使学生明了意义，务使熟悉日本语的学生能翻译成日本语”。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1914年7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关东州”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出版。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纯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中国教育——公学堂、普通学堂》，大连市档案馆第39号，1945年1号卷。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1923年3月，“关东厅”颁布第十三号厅令，第三次修订《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传授日语”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同时，继续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提携”的中坚人才。这表明，虽然删去了“讲授日语”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德育”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
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殖民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总体系。随着“王道教育”、“皇道教育”和“神道教育”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再也“关东州”中学生饭前默祷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皇民化”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中。该教育令在第一章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一句话，通过教育，使中国人成为驯服的日本“皇国”良民，从而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这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地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和实质。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7）
对日本人的殖民主义教育
日本侵占旅大后，实行移民政策，让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来到旅大地区。据统计，1905年“关东州”的日本人只有05万人，1940年就达到202万人，到1944年达到2307万人。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建立了大量的日本人学校，仅用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就为日本移民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日本殖民当局经办的日本人教育，是以“开发满蒙”为宗旨，“把满洲真正地当作日本的生命线”，使日本青少年“将来担负着开发满蒙的重大使命”，“担负着开发满蒙资源的重任”。
对日本人教育虽然都是以《教育敕语》、“皇道精神”为指导方针，按照日本国内的各项法规办学，但它并不是日本国内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体现着殖民地教育的鲜明特色。1910年7月2日，关东都督府第一号训谕《关于教育工作告谕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强调：“现在满洲正处在世界各国注视之中，集聚于其一角的各校教职员和学生们，实际上是代表着日本帝国的一个分子，各校的教职员、学生们应当深刻领会这个重大意义，认识到各个人的一举一动一切都是直接与日本帝国的体面息息相关的，还要时刻想着如何去发扬光大关东州的历史业绩，切望每个教职员和学生都能体察上述要求，致力于立身报国。”
为了永远霸占东北，培养开发满蒙的殖民人才，要求学生“以满蒙为家”，“随土而安”，长期定居，“把满洲真正当作日本的生命线，并培养他们具有保卫疆土的爱国精神”。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提出并加强了日本人教育的“地方化”、“乡土化”措施，并且使他们受到了比在日本国内更为优越的教育。在大连的日本人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学校条件都远远高于日本国内。
1936年10月5日，日本设置在满日本人教育调查委员会，调查审议在满日本人教育的方针。翌年4月19日，委员会提出《关于在满日本人教育委员会决定案》，在教育方针、教育纲领和实施要领中，设计构建实施殖民主义教育、培养侵略者的方案。1942年，日本东京成立“大东亚建议审议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日本人培养成具有“领导地位国民”的教育方针。1943年3月26日，日本政府以第213号敕令颁布《在关东州及满洲国帝国臣民教育令》，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签署第一号《告谕》，特别指出：“《教育令》制定的精神主干”是“教育的实施必须适应当地实际”，强调“遵奉关于《教育敕语》的趣旨，以彻底至诚尽忠的精神培养皇国民为大本——在关东州及满洲国的皇民教育的本义亦实在于此”。为此则要“使皇国民教育愈加普及而彻底”。
对租借地南满铁路沿线的教育侵略
南满铁路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及其支线铁路沿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日本的特权，同意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1906年日本的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关于满铁的命令书中规定“该社受政府的认可建设铁道及附属事业占地范围内的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的设施”。“满铁”总社设在大连，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视学机构。“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政策大致与“关东州”相同，只是附属地纵跨南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