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笛：�1所幼儿园。到1921年，各类日本学校在校生达到4442人。上述学校，主要为解决日本殖民者的子女教育问题，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按日本国内的规定进行。日本殖民当局为培养这批学生具有殖民主义统治的才能，把军事训练、武士道精神、汉语列为主要课程。同时让战前德国为中国开办的学校相继复课，校名一律改为“公学堂”。当时青岛地区公学堂共有37所，在校生达到3356人。对这类学校，日本殖民当局从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控制校长、教员，对学生主要灌输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日本还向各公学堂派遣日本教师教授日文。殖民当局还设立5所日语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共有354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各方面人员。
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不久，仿照其在北京设立“国立新民学院”的办法，开办“新民塾”，成立“青年训练所”，培养所需的伪职人员。在此基础上，于1939年6月11日成立了北京新民学院青岛分会，北京新民学院的院长、日军中将佐藤亲自到青岛参加成立典礼。
青岛学院举行接受日本天皇赐金仪式（1942年）
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学校进行统治和监控。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说：“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从改革教育着手。”《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9页，1938年。他们在扶植起伪政权后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恢复或新设各级各类学校，向青少年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强迫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自1938年3月起，恢复了市立中小学和私立学校。但“为根绝抗日教育及彻底使其明了新教育之方针，并慎重教员之铨衡计”，《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5期第12页，1939年。向各中小学校派驻了教育指导官，中等学校2名以上，其中一名担任副校长，市区小学每校一名，郊区小学则由一名教育指导官兼任一校或数校的“指导”工作。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在学校中掌握实权，指导监督校务，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中国籍的校长对他们只能唯命是从。
为培养奴化教育的师资，1938年底在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教务部长和日语教员均为日本人。特别师范科“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之弊害至为要务”。《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3、24、27期，1938年。“特别师范生毕业之后……所担任之学科系以日语为主，目的为使中国第二代国民，人人均有学习日语之机会。因其所负之任务与中日两国之亲善关系甚大，故其所受之待遇亦颇优厚。”《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期，1939年。由于特别师范科所在的市立中学校舍狭小，难以满足日伪培养所需师资需要。1941年；日军将其占据的战前的市立女子中学校舍腾出一部分，设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灵田寿雄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开学典礼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日本海军大佐绪方真记，日本总领事高冈，伪市长赵琪及日伪高级头目均到场“祝贺”。
日伪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的典型，当属东文书院。其校长李仲刚抗战前即在青岛创办私立东文书院，教授日语和古文。因公开鼓吹媚日卖国，被青岛市国民政府通缉，学校也被查封。青岛沦陷后东文书院重新开张，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1939年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由伪市长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增加了中学部，以教授日语和古文为主，教师半数以上是日本人，称日语为“国语”，中国语为“国文”，主要教文言文，生物、化学等课程也是用日语教，连《古文观止》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1941年又增设日语研究科。1916年由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青岛学院，此时已发展为商业学校、实业学校和纮宇女子学校3部分，均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外，日本人设在青岛的1所医科专门学校、2所中学和5所小学，也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在这些日本学校上学的中国青少年，更要接受日本教育。日本军政府还把日本中等学校定为培养基层军官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样，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和法西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时刻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在日本学校里，日本侵略者虽然把中国学生当成日本人一样来教育了，但在人格上，中国学生却比日本学生低一等。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学生，骂他们是“亡国奴”。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0）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等，对中国人教授日语、实施奴化教育。就是抗战前即为妓女设立的女子补习学校，这时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其无孔不入。
日本侵略者设置学校的目的是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乖乖服从他们统治的顺民，最终达到“同化”中国人的目的。因此，尽量减少学校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同时强行设置日语课，强化日语教育。他们对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只字不提恢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比抗战前的水平低很多。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他用。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缺少理化试验仪器、图书和活动场地。
对于有抗日倾向或不遵从其奴化教育命令的学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激烈的抗日行动，日本侵略者迟迟不许该校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致使2人死亡，多人终生伤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对原有的西方教会学校也派驻了教育指导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6所学校，1944年又将这些学校没收，把学校里的英美籍人员遣送到潍县集中营。
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
1938年1月17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的第7天，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的身份出任伪青岛市公署顾问。他在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便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论调，并告诫伪职人员如不遵照他的旨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他就要“挥泪斩马谡”。王逸《日伪政警特宪机构及其罪恶片断》，载《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兴亚院下设文化部，主管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掌握进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权力。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实施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伪政权、伪设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要人每次都要参加，宣传“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思想。如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暑期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闭会式致词时，一再强调中国人不必“学欧美，致令人看不起”。《青岛特别市“兴亚纪念周”实施方案》，1942年，青岛市档案馆临23…2…223。1942年日伪“兴亚纪念周”期间由伪市公署教育局、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和日本居留民团共同举办“长途赛跑”。
1938年，日本还在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称“宣抚班”，其成员深谙中国民风民俗。他们身着日本军服，臂戴“宣抚”袖章，随同日本军队或单独行动，到处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义举，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如1938年，“宣抚班和满洲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王道满洲国展览会，将友邦满洲各种照片公开展览……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7期，1938年。日军宣抚官还经常到学校训话，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1938年初，日军宣抚班随同日本侵略军，窜到青岛附近的农村，“举办爱护村青年团”，加以“训练”后，带到青岛市区参观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新政”，接受日伪头目的奴化教育训话。《青岛特别市治安维持会行政纪要汇编·总务行政119页》，1939年1月，青岛市档案馆B132A796。
伪教育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机关。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时，设教育科，由日本人任顾问和督学室主任。伪青岛市公署成立后，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先后由日本人饭田晁三、佐藤政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