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4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战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吉林省还发布了《时局训》，作为时局教育的依据。其内容是：“①奉戴《时局诏书》；②明徽大东亚圣战；③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④致率先垂范职域奉公之诚；⑤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117~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6）
5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一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二至三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
早在1911年，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就策划“满蒙独立”。1934年4月23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司令部”，换用蓝地上角有红、黄、白的三条旗，表明脱离中国版籍，5月12日在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操纵成立傀儡政权，相继在张家口建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晋北自治政府”，在绥远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在这三个伪政府基础上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府”。伪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后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后改为大同省）。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的统治方法类似于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各级政权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执掌政府核心大权的总务厅长官和绝大部分成员由日本人充当。在政府机关各部局皆有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驻蒙军司令官是“蒙疆政权”的太上皇，他通过驻蒙军政治参谋、最高顾问、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日本驻蒙疆大使来实现对“蒙疆政权”的控制。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蒙疆是被赤化了的外蒙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固的政权，在军事上可以切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这是一大防共阵地。”小林知治《话说跃进的蒙疆》，国防攻究会发行。“蒙疆政权”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日本陆军大学校长林铣十郎就对最早从事内蒙地区教育的笹目恒雄说：“由于共产革命使帝制俄罗斯覆灭。受其影响，邻近的哈尔哈蒙古独立，他们在巩固了国内之后，就要将其思想向四邻传布。”笹目恒雄《戴天义塾、日蒙协会、善邻协会》，载善邻协会编《善邻协会史资料》，昭和56年。在关东军中积极推动“内蒙工作”的松室孝良就蒙疆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排除在外蒙古实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内蒙古实行的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教育，普及王道主义教育。”《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载《现代史资料》，美铃书房，昭和39年。“蒙疆政权察南政厅”规定：“要根本铲除由过去的欺骗、容共政策而培养起来的排外抗日思想。”《察南自治政府史》，昭和16年。1940年，“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要领”中提出：必须强调防共。在蒙疆最高学府蒙疆学院的教育活动中非常重视“防共”，“不仅是‘蒙疆政权’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课题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产生抗日思想及运动的温床。”必须加以克服。在蒙疆学院的教育方针中规定：“蒙疆学院基于政府的施政要领，招收四民族的学生，以教育培养政府官吏和其他必须的人才。其目的是让学生认识本地区历史、地理上的特殊性，整备防共第一的总动员体制。”《蒙疆学院便览》，成纪734年。在善邻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养成所，让学生制作###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