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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 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4）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相一致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提高等等，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都促使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转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反映了这一视角转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口号，体现的是以体育运动促进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人类对子孙万代的负责任态度和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体现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他国和地区稳定、扶助灾民的“利他”意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法治的追求。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越国家利益、寻求人类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的深刻意义。
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激进势力，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5）
其实，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在其公开的政策宣言中，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高速经济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明确界定战略敌手的战略，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世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放眼全球时就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近三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已经取得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中分离出来，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一分为二，现在的独联体国家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更不消说。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笼统地说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无论是从学术上论证还是从外交工作考虑，都值得再斟酌。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美国的软实力，主要靠的不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投入或者海外的形象工程，而是靠公民社会本身的驱动力。美国社会向外输送的文化产品、教会在海外的活动、公司的商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功、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等，建立了美国软实力的厚实基础，而政府在其中只是起了协调作用而已。中国要加强战略思维，在软实力方面同美国展开竞争，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6）
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订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