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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1）
第二，股权投资。其好处是价格波动风险得到一定补偿，但生产的决策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股权投资越来越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股权投资几乎不可能。
第三，战略储备。一定程度上它规避了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但维持成本较高。目前存在战略储备与平准库存两种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在战争或自然灾难时以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而以平抑油价波动为目的的石油储备是平准库存。战略储备体系考虑市场化的因素，但其本身是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几乎不盈利。战略储备的主要经济作用是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第四，市场即期采购。它无法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可以避免东道国的政治变动风险和储备成本过高问题。即期采购会将长线需求在短期内迅速释放，从而客观上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国题材”的机会，“能源威胁论”因此产生。由于无法借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对冲，在国际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抛开国际市场，发展同能源生产国的双边关系乃至结盟以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就成为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视“纳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灵敏而稳定的市场”耿耿于怀。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觉得不够安全；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对国际市场体系没有信心；越是没有信心，我们与其他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烈。
与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1931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过境运输国之间还存在着为争夺油气和电力出口运输线路的竞争关系。过境运输国的经济利益在于从提供通过本国过境运输能源的过境运输服务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实践中，过境运输国的利益会与能源出口国的利益相抵触，尤其是在过境服务费用问题上。此外，在保障过境运输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出口国和过境运输国之间的利益也会相互抵触，例如缩减能源和实行人为封锁（如海上封锁、港口封锁）等。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因此，陆路管线的过境运输问题不突出，陆路能源输出国主要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到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陆路油气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是蒙古。中国过境运输问题主要集中在海路上，即“太平洋航线”。目前，在原油进口当中，75％来自中东、非洲，10％来自南美，其余部分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其中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国原油进口的过境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地区，其临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海盗活动频繁，又是事故多发地区，因此，如何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就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目前，主要有两条运输通道正在考虑合作建设以分散中国的能源运输风险：一条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或者是运河方案，或者建造输油管道；另一条是缅甸通道，即由缅甸的实兑港修建运输管道直达中国昆明。尽管关于两条通道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我们认为，多一条运输线中国就多一份主动性，少一份脆弱性。
除航道问题外，运输还涉及运输能力和运输工具。中国2005年年进口原油亿吨，成品油3 000多万吨。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将超过亿吨，预计到2010年进口原油将超过2亿吨。这些进口原油和成品油主要依靠海运。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1/5，其余全部依靠外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预计到2010年后，中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将有50％由国轮运输，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
通过对油价波动和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回顾，我们认为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反映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消长。斯特兰奇指出，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是权力运作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并且，没有可靠的能源供应就无法获得安全和财富。
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并寻找自己的位置，不公开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在维护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本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在能源领域的初步尝试，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强的命题色彩，尚需要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1）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
俞 可 平
一般地说，政治发展是指为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而推行的所有政治变革，它是一个走向善治的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发展，把它看成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化的过程，或者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或者是政治进步的过程。正像经济发展之于发展经济学一样，政治发展也是发展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都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在西方国家产生的新兴学派，改革开放后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概念及理论来解释及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变迁，并且很快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这些术语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常用概念。但与“经济发展”概念不同，“政治发展”概念虽然在学术界广为使用，但在*十六大之前被长期排斥在官方文件之外。*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党的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了“政治发展”的概念。
在我们看来，*十七大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6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基层*、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下面，笔者围绕这6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历程和重大成就，分析上述6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不走西方国家的议会道路，而实行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唯一立法机关，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拥有立法权，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权制定和修改宪法与法律。中国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制度，全国性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宪法赋予它们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的职权，解释宪法及其他法律，撤销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的职权。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于１９５４年，但在“*”期间遭到破坏。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活动。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地方各级人大也随之恢复活动。在过去的30年中，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使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第一，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先后通过了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结构、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等基本法律，并且制定了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处理、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