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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中国有效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和把握。但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透视中国30年有效的发展，都绕不过政治这个因素。至于政治与有效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政治存在很大问题，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上述四大方面有机统一的有效发展。因此，从有效的发展中，我们至少能够断定中国的政治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是起作用的，相对于中国的有效发展来说，中国政治是有效的。有效的政治，并不一定是完善的政治。但从人类政治实践来看，理想和完美的政治在实践中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的。所以，从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的基本逻辑看，政治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要保证政治的有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促进政治的完善。正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说：“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重建有效政治开始的。
考察中国30年的发展，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基本失效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这里不妨重温一下*在1975年对中国国情的看法和意见：“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那么，党的状况是怎样呢？“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所以，“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这样的政治状态，不仅自身无法正常运行，而且也无法启动和推动改革开放。所以，中国30年发展必然是以变失效的政治为有效政治为行动的起点。前面提到的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就是创造这样行动起点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的以*为前提解放思想，促进改革；以*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改革，推动发展的思想，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战略贯穿改革发展30年的全过程。在这个战略下，中国探索和实践着通过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的中国转型发展之路。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3）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来说，有效政治是通过在政治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创造政治有效性来实现的。这种创造主要围绕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来展开，其着力点都在制度建设，即力图通过制度积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升政治能力，健全政治治理，巩固政治稳定，深化政治发展。因此，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虽然核心目标是*与法治，但其行动原则是创造有效政治，保持和提升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效性。这一点也能够从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原则中得到充分说明。在这个原则中，*与法治建设不仅要服务它们自身，而且要服务于党的领导；反过来，党的领导也是如此。显然，坚持这三者有机统一的目的就是要充分保证政治力量和资源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推动作用。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围绕政治领导、政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四个方面，中国30年的政治建设形成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长久积极效应的政治发展格局。
第一，建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承担起这双重角色。所以，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关系到这个国家的转型发展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这个国家转型发展能否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主体问题。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变革“*”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分权于政府和社会；另一方面通过自我调整来坚持和巩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分权于社会和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得到有效坚持的过程。显然，党的领导得以维护和坚持，不是通过权力向党集中来完成的，而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来坚持；通过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和调控的有效来坚持；通过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通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来坚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有效作用和积极适应来坚持。这样，经过30年的变革，党的领导不仅在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得到巩固，而且逐渐形成了与新的格局相契合的新的领导体系，其根本在于把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适应、相互改造。在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在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下，党的领导体系巩固与发展必然会更多地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中获得资源，因而，也就必须更多地从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出发来完善和发展自身，以保持党、国家、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巩固党领导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第二，建设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政治治理是国家政治主体通过权力、组织与机构的运作，创造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的治理过程，其产品主要是权威、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改革前的政治治理，主要通过权力集中所形成的政治强制来实现，因而，这种政治治理常常是单向度的作用，而且是领导者个体意志的作用。改革开放伊始，基于启动*，推动改革的需要，政治治理就首先开始变革，强调法律和制度在治理中的重要性。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全面改变治国方略，推行依法治国，从而开始创造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并力图使政治治理从权力的单一、单向作用过程，发展为依法进行的多方参与、协商与合作的治理过程。转型发展过程中政治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方面：即职能重构和权力*。这是两个既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挑战。如果政治治理不能有效容纳这种挑战，那么，它必然面临失败的命运。尽管这种容纳的渠道和空间是多元的，但最为关键的还是法治。在中国，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因而，法治不仅体现为依法治国，而且体现为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性安排，使得各自都有自己的边界和约束力量，而这种边界对于各种政治主体的职能定位和权力空间的划分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14）
第三，创造有活力的动态政治稳定。在中国的30年发展中，稳定与改革和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改革，更没有发展。然而，这种稳定不是孤立的，它与改革和发展统一在一起，所以，其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稳定、是发展的稳定。稳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从稳定的大局来讲，任何一方面的不稳定，都可能造成全局的不稳定，所以，任何一方的稳定都必须以另外两方面的稳定为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方的稳定，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状态，而且要考虑和适应另外两方面稳定的需要，而这一切又都必须在创造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为此，中国把改革和发展，包括政治建设，都置于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之中。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兴国之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的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犹如一个大锚，保证了中国这艘大船的稳定。至于行动原则，就是时刻强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有机统一，以便实现统筹全局，把握过程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从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取向、发展进程和行动原则，以保证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以政治稳定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显然，这种政治稳定不是固守，而是发展；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因为中国发展的使命要求这种政治稳定在创造发展全局稳定的同时，还要创造出两大活力：一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人民群众自主创新和发展的活力。基于活力的要求，这样的政治稳定必然是在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中实现，即在政治能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基础和空间，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在能为政治创造基础和空间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这必然对政治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四，创造有序的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都聚焦于发展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既有的制度出发，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增强*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来满足不断提高的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制度的巩固和*生活的丰富。既然是在坚持既有*制度基础上发展*，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必然是有目标、有根基、有领导的发展，这种发展具有内在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至于作为直接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